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于敌手。日寇在天津实行高压殖民统治，掠夺天津资源，对于进出天津的各条铁路、水道以及周边村镇都派重兵严密控制。
抗日基地大苇塘
在天津市西南方向，津浦铁路西侧，大清河与子牙河在这一地区交汇，再向东北折入市区。日军占领天津和津浦铁路后，特别是控制了子牙河两岸，这个地区就成了敌人的“治安区”。敌人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各种武装，实行严密的统治。由于历史上大清河经常泛滥，这里自然形成了文安洼、贾口洼、东淀苇塘等几大片蓄滞洪水的洼地。这些洼地在丰水期几乎连成一片，其间港汊纵横，水道复杂，野树杂生，苇荡深密。在抗日战争的艰苦胶着时期，这里是津郊抗日武装力量回旋隐蔽和补充休整的基地。
1942年9月，根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关于“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的指示，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向这一地区派遣了由李轩担任政治委员，吴刚任支队长的武装工作队——津浦支队，后改称津南支队。任务是以文安洼为基地，同敌人争夺这个地区，把敌人的“治安区”变成游击区和解放区。津南支队到达这里之后，选择了文安洼中北部，大清河南岸的东淀大苇塘为活动基地。这个大苇塘东西长约30华里，南北宽约10华里，苇塘里除少数几块高地外都是水，行动很不方便，射出的子弹在密实的苇丛里只能穿行一二十米。
津南支队在大苇塘扎根之后，按照“打击恶霸，争取伪军，团结上层，扎根佃贫农”的方针来进行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先在群众中组织积极分子成立秘密抗日团体，在此基础上从1943年下半年起开始建党工作。在政权建设方面，通过对伪政权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转变为两面政权。到1944年底，建立两面政权50多个。大苇塘就是干部和战士们研究部署工作和休整隐蔽的场所。
有一次，津南支队在距王口镇伪军据点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险被日军包围，大家迅速集合上船离开村庄，日本鬼子的船队有二十余艘，在后面紧紧追赶。游击队的小船速度慢，眼看敌人越来越近，支队指挥员果断决定，降下布帆，转入小水道，用人力拨水行舟。日军的船跟着转入水道后，风向变了，也只能划船前进，速度大大放慢，打一阵枪，放几发炮，直到天黑也没有追上。游击队的战士乘着夜色，返回了东淀大苇塘。
在大苇塘里面，部队在露出水面的几块土丘上用芦苇搭起一座座小凉棚，休息、上课，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这并不是消极防御，更不是被动躲藏不出来，而是随时注意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有时，部队执行完打击据点的任务，还把伪军俘虏抓到苇塘里来讯问，教育一番后再把人放了。大苇塘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发展，让日伪当局十分不安，频繁组织“扫荡”，但均被游击队成功击溃。常常是敌人到达苇塘外围，朝苇塘里开一阵枪、放一阵炮，因为没有目标也打不着人，面对着一大片茫茫苇地，也不敢贸然进入，只好走了。
除了津南支队，在敌后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冀中十分区机关、十地委机关、《冀中导报》、分区“火线剧社”以及邻近十多个县的党政机关、分区部队，各县的县大队、区小队，分区兵工厂、电台……有三千多人先后进驻大苇塘，开展建设“东淀大苇塘抗日根据地”。大苇塘根据地成为保护冀中地区共产党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天然屏障和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指挥中心。1943年夏，天津市内的进步学生，坚持在沦陷城市与敌斗争的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康力等人来到东淀大苇塘，向中共冀中十地委书记兼十分区政委旷伏兆汇报工作，经请示冀中军区后，“天津青救会”更名为“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天津抗联”，直接受冀中十分区党的领导。在大苇塘听取工作指示后，他们即从水路坐船经杨柳青回到市内，把党组织的部署安排传达给沦陷区的同志。
一条红色交通线
大清河从白洋淀流出，在第六埠村汇入由南而来的子牙河，再蜿蜒东进，在天津市内老城东北角三岔河口汇入海河。大清河与子牙河作为海河的两条重要支流，在历史上就是连接港口城市天津与华北平原腹地商贸往来的运输要道。漫漶于大清河南北两岸的东淀大苇塘，既是敌后抗日力量向敌占城市挺进的前沿阵地，也是连接天津市与冀中根据地的重要通道。
1943年12月，受冀中军区领导的天津地下军手枪队接到上级任务，要想尽一切办法搞到一批食盐，送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敌人对食盐实行专卖，控制很严。手枪队队员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关系，搞到了买盐的证明、盐的批发销售护照和伪华北运输队的通行证，将一批食盐用大车运出市内，沿子牙河大堤南岸过杨柳青、当城、第六埠，经十一堡到达王口镇，再卸车装上冰排，由冰上转运到根据地。
1944年，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在白洋淀根据地建立了冀中工作组，开辟了以大清河为主干的平津——白洋淀水路交通和陆路交通。在大清河上，地下党利用掌握的船工和船只，向沦陷城市派遣运送干部；或者将在天津市采购到的医药、电器、军火等根据地急需的物资，藏于船底夹层，运送出津。
日伪沦陷时期，大量物资及人员通过这条路线从天津市输送到冀中及晋察冀根据地。由根据地派遣到天津的贸易干部，一方面在天津市内创办贸易行、货栈、银号等商业、金融机构，为根据地采办紧缺物资，一方面与天津的爱国商人建立业务关系，天津不少经营药材、纸张、机电器材的商家都是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供货商。
开设于北马路官银号附近的上池馆大药房是近代天津的第一家西药房，大药房创始人钟桓芳先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为根据地输送药品、医疗器械而遭到日伪当局四次抄家，数度羁押，他的大儿子亦由此惨死在日本人的监狱。如上池馆这样将爱国热忱倾注于生意经营、以身家性命支持共产党的“红色大药房”还有很多。货品采集齐后，有数条交通线可以由天津市运出。其中一条就是从东北角装车运到子牙河大红桥码头，由早已被地下党员通过统战工作团结争取过来的码头工人装船运走。船沿子牙河一直向西，过津西大镇杨柳青，然后过水高庄村、第六埠村之后转入东淀大清河，两岸苇塘尽是抗日武装力量接应。由这条路线，从天津向冀中、冀南、渤海、太行等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药品、器械，天津成为周边根据地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晋察冀根据地所需要的盐、砂糖、火柴、电池、纸、药品等各种物资，利用行商，主要从天津方面运入。”
三河交汇六埠村
今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第六埠村（当时属于静海县）位于大清河、子牙河与独流减河三河交汇之处，是东淀大苇塘东侧边缘一个连接根据地与天津市的堡垒村。三河交汇的第六埠村，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既是“九河下梢、鱼米之乡”，又是进出天津市的水陆要冲。第六埠村村民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在东淀大苇塘中配合党的武装力量，保护革命同志，向根据地输送物资，打击日、伪军，取得节节胜利。
1944年8月冀中第九分区静大县第七区政委阎思欣、区长韩兴等到第六埠村进行政治武装活动，发动村青壮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在第六埠村建立了辛口镇第一个党支部。1945年3月底在第六埠村、水高庄村建立了抗日政权。
第六埠村革命青年张向远、强万明、张加其、徐振国、杜西恩等十余名同志积极参加了八路军静大县第七区游击队（简称七小队），同时还有张振永、张俊莆、张向桐、张向其等七名同志参加了抗联。这两支抗日武装在七区境内经常与日、伪军展开拉锯战，牵制了敌人的军事力量，打击了敌军的讨伐行动。
1945年9月，虽然日寇已经投降，但津郊地区还有一些顽伪势力因一贯作恶多端，与群众为敌，不肯向当地人民政权投降。子牙河沿岸，距离第六埠村七华里的当城村驻有王二楞（原名王广生）的伪自卫团，妄想用诈降的方法诱捕共产党的地方干部。由于区委干部和七小队队员的充分准备，及时识破了顽伪的诈降诡计，通过顽强斗争，将这伙敌人打跑，并收缴了枪、子弹等一大批战利品。当城顽伪王二楞吃了大亏，对七小队恨得咬牙切齿。10月4日，静大县和第七区区委干部30余人到距离第六埠村三华里的水高庄村开会，王二楞获知消息后，带领百余人，并勾结未投降的日本兵40多人在拂晓时分把村庄包围，企图围剿地方干部。七小队在区领导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经过三个钟头的激烈战斗，化险为夷，再次把王二楞的伪自卫团和日本兵打跑。这次战斗打死敌人9名，打伤20余名。七小队有4名战士受伤，1名牺牲。这名牺牲的战士就是第六埠村籍战士张向远。
张向远1928年3月8日出生，第六埠村人，他从小随父亲在东淀苇塘里打禽猎雁，练得一手好枪法。1944年参加八路军第九军分区静大县第七区区小队，受区长韩兴、政委阎思欣领导。入伍期间，亲手打死日本兵二人及伪军数名，受到上级领导表彰。水高庄村激战时，为掩护区县主要领导干部脱险，他在河堤上高粱秸围成的厕所篱笆墙后面向敌人猛烈开枪，把敌人火力集中引向自己，帮助战友们安全转移，而他却牺牲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之下。张向远牺牲后，消息很快传回第六埠村，当天第六埠的村民将他的遗体用船运回，静大县、区干部、战士们为他举行了简短但肃穆的追悼会，将他安葬在东淀大苇塘边的莲花淀草场地。
新中国成立后，大清河经过治理，东淀大苇塘早已不复当年，变为片片良田和蔬菜生产基地，但烈士的英名和大苇塘革命历史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