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子。
朱颜易销歇，白日无穷已。
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
青芜与红蓼，岁岁秋相似。
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白居易这首《早秋曲江感怀》写在处暑节气前后，长安曲江将残未残的荷花，岸边成串的红蓼以及杂草丛生的草地……一片萧索引起诗人对时光流逝的伤怀。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期至此而止矣。“初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处暑三候的景象渐次出现：鹰大量捕猎鸟类，摆列如祭祀般而后食；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顺应节气而枯黄；丰收的喜悦后，被收割后的土地将进入空旷的休眠期。种种物候，无一不与“消逝”相关。此时的白居易正踌躇满志，这样的气氛让他感受到光阴的急迫。
据考，《早秋曲江感怀》写于白居易在长安任左拾遗一职之时。拾遗是唐朝的一种谏官，职责是提醒皇帝遗忘的重要事项。初任拾遗时，白居易写诗道：“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认为“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天子正乐于接受谏言，对朝廷上提出的建议没有忌讳的。怀揣这种抱负的白居易一心要尽言官之责，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
在这期间，他创作出大量诗歌收入《新乐府》，并在序言中明确写明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将笔墨落在“可怜身上衣正单”的卖炭翁、“骨碎筋伤非不苦”的折臂翁身上，意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一次次上书，一首首写诗，乃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然而这些做法逐渐引起唐宪宗的不满。
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此时的白居易于一年前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已经不再是左拾遗职务。他义愤填膺，上书要求严惩凶手，这一举动被定为越职言事。而后，又被人诬为“不孝”。最终，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
脱下绯袍换上青衫，从繁华的长安出发，经蓝田过襄阳达江州，这一路之上的感受无疑像后来人仇远所写的《处暑后风雨》那样：“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因识炎凉态，都来顷刻中。”去往江州路上，白居易作《舟行》一诗自我安慰道：“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似乎一副怡然自得模样。而在寄给好友元稹的诗中，他却将自己蒙冤遭贬的心情展露无遗：“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到江州的第二年，一个“枫叶荻花秋瑟瑟”的夜晚，水烟弥漫的江面上响起了琵琶声，自长安而来的歌女讲述着自己的身世，“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的弦音，似乎在诉说着天下所有失意人的遭遇。《琵琶行》序言写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
倘若真如序言所写，在江州的白居易“恬然自安”、只因一曲琵琶才“始觉有迁谪意”，他的诗中就不会一片忧伤了。距江州三千里的长安，是他日思夜想的地方。雪后于傍晚出游，恍惚中江州就是长安：“日西骑马出，忽有京都意。”登高望远，月华初生，他扪心暗问，敢不敢许自己三年归期：“争敢三年作归计，心知不及贾生才。”
终于，白居易于820年被召回长安。朝廷关涉文字的职务，数他首当其选。后因屡次上书，年轻的唐穆宗不予采纳，白居易自请外放。
又是一个“袅袅凉风起”的秋天，他再次离开长安，这一次，是去杭州。又是摇摇荡荡的水路，他于途中写诗曰：“且向钱唐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
而在杭州的他，却并非像诗中所说“冷吟闲醉”。见城中六口古井年久失修，他疏浚六井，让百姓喝上了甘甜的古井水。他主持修筑西湖堤坝，用以蓄水灌田以缓旱情。并亲自撰文将治理方法刻于石上，供后来人参考：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居庙堂之高则参朝政，处江湖之远则利民生。这哪里是他诗中所写的“冷吟闲醉”之人？
离任之时，杭州百姓箪食壶浆，含泪送行。白居易也潸然泪下，提笔写下自己的不舍与关切：“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临行前，他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中，作为后来官员利民周转之用，规定用后需补足原数。
晚年的白居易居于洛阳，已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闲适阶段，可见到龙门的八节滩、九峭石之处道路艰险，“船筏过此，例及破伤”，寒冬腊月纤夫需光脚涉冰拉纤，他遂捐出大笔积蓄为治滩之用。炎凉尝尽血未冷，朝野处罢心尚温。此时的白居易已是“七十三翁旦暮身”，而那颗利他人之心仍然未老。
846年秋日，白居易逝于洛阳，与明月山川归于一处。就如他的诗句所言，生命终会“离离暑云散”，而一生行状却犹如“袅袅凉风起”般为世人送去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