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蔡澜有近半个世纪。记得与蔡澜初次晤面，是在金庸的饭局。
金庸与蔡澜是好友兼玩伴。更准确地说，是游伴，以下是金庸的语言：“……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行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们结伴共游欧洲，从整个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同游澳洲、星（新加坡别称星洲）、马、泰国之余，再去北美，从温哥华到三藩市，再到拉斯维加斯，然后又去日本。最近又一齐去了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因为我们互相享受作（做）伴的乐趣，一起去享受旅途中所遭遇的喜乐或不快。”（金庸《蔡澜此人》）
后来我入了《明报月刊》当主编，也因为这个关系，在金庸的饭局经常见到蔡澜。
但是正式交往，还是因他爸爸蔡文玄先生的关系。
蔡文玄是新加坡知名诗人，笔名柳北岸。柳北岸经常在我任编辑的《海洋文艺》写诗。
我一九八一年应邀参加新加坡第一届“国际文艺营”遇见了他，后来经常有书信来往。
柳北岸不仅是诗人，还是文史家。一九七九年，我转任香港三联书店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是由上海派来的洪祖年先生），当年书店与广东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郁达夫文集》及《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曾在新加坡落脚，我曾托文玄先生代找一些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行迹。当时文玄先生订阅两套《郁达夫文集》，是让蔡澜亲自付款的。
我与蔡澜还有一个共同的新加坡朋友：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老板潘国驹先生。
多年前，潘国驹先生某次来香港，要见我与蔡澜。蔡澜开了一辆破旧的私家车，先到酒店接了潘国驹先生，然后来公司接我一起去吃饭。
我坐在蔡澜旁，潘国驹先生坐在后座。在汽车行驶途中，蔡澜倏地取出一瓶XO，自己喝了一口，递给我喝一口，再让我递给后座的潘国驹先生喝。三个人这样一路喝下去，到了酒楼，已喝了大半瓶。所幸当年还没有开车不能喝酒的条例。
这次经历，印象深刻，一世难忘。这也可见蔡澜是率性的人。
蔡澜是电影人、美食家、作家。倪匡对蔡澜的概述最为全面：“作家，电影制片家（监制、导演、编剧、策划、影评人、电影史料家），美食家（食评家、食肆主人、食物饮料创作人），旅行家（创意旅行社主持、领队），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一切艺术品民间艺术品推广人、民间艺术家发掘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好朋友（很多人的好朋友）……等等，还有许多，真的不能尽述。” （倪匡《蔡澜此君》）
蔡澜还有一个身份，是文人中较罕见的，他是成功的商人。蔡澜利用他的知名度，把“蔡澜美食坊”开遍大江南北。有点像连锁店，他不是投资者，只是收版权费。
后来不少老板找他题字，他也一律收润笔费。晚年他的墨宝值钱，他干脆卖起字来。
香港四大才子中，金庸除了是报人、作家，还是大企业家；黄霑是作曲家、填词人，也曾与林燕妮合作开广告公司；倪匡是真正靠一支秃笔、爬格子蔚成大家的；蔡澜是开宗明义地去营商赚钱的文人。他还经营暴暴茶、甚至月饼，他也投资餐馆。
蔡澜是最早创立“粗菜馆”、提倡猪油捞饭的人。对他提倡的所谓传统菜，有些人赞同，有些人不敢苟同。
记得有一次金庸当众对蔡澜说，他推荐的食肆，大都不好吃。蔡澜无言以对。
后来我发现，蔡澜推荐的菜馆，大都是他亲临品赏过。问题是知道蔡澜光临食肆，大厨肯定兢兢业业，精心炮制，普通食客上门，只属普通的待遇，不是大厨的手笔，充其量是其徒子徒孙的作品，其水平可以想见。不过，金庸是名人，也没吃出好味道，可见其馀（余）。
蔡澜好客好朋友，是众所皆知。他对朋友都是倾心相交。记得二○○六年夏，我的小女儿结婚，他不但亲自出席，还替我去接他的好友倪匡夫妇与会，之前还在报纸他的专栏写了预告，使我失去联络四十年的小学同学闻风而来。事后他在他的专栏写文章报道，依稀记得题目是：《潘家婚礼》。之前他还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小女儿两口子。对联写道：“开开心心过日子，容容忍忍渡老年”。
上图 蔡澜（右二）、倪匡伉俪（左一左二）与作者（右一 ）及小女儿（左四）及女婿（左三）合影。
下图 蔡文玄于1982年3月31日写给作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