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保定市文联恢复后，暂借莲池公园一间小屋办公，并创办了文学双月刊《莲池》。该刊最初为内部刊物，1981年起公开发行，由苑纪久负责具体编务工作。
正式创刊前，作家冉淮舟陪同苑纪久到天津拜会孙犁，征求他对办好《莲池》的意见并向他约稿。孙犁很高兴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愿这片土壤中，多生荷花。荷花固然是好花，我以为也不要只种这一种花。在淀里，还可种植菱角、荸荠，也可放养小鱼、小虾，使刊物充满生机。”同时叮嘱：“编刊物不能有偏爱。只要是好花，就应该栽培。另外，地方刊物，可以多培养地方的花，不要贪图那些来自大地方的名贵的花。”
几天后，冉淮舟到孙犁那里取他为《莲池》写的稿子。孙犁对冉淮舟说：“那天你带纪久来看我，因为多年不见，若不是你介绍，我还以为是你带来一位老家的农民，淳朴实在。他做事踏实认真，不张扬，不浮躁，我愿和这样的人交往。”
1979年的《莲池》创刊号，以《孙犁书简》为题，刊登了孙犁的七封书信，并加了编者按：“本刊选发了孙犁同志的几封书信。这些信写得亲切感人，使我们看到作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以及对青年作者的关怀。信中谈到的创作问题，虽只三言两语，却是见解独到、精辟，给人教益颇深。”《莲池》第一期，刊发了孙犁所写的京剧脚本《莲花淀》，同时刊发了《京剧脚本〈莲花淀〉自序》，这篇序言收入孙犁的《秀露集》时，改名为《戏的梦》。1980年，《莲池》陆续发表了孙犁的《谈校对工作》《三烈士事略》《〈三烈士事略〉的后记》等文章。
1981年起，《莲池》公开发行，第一期刊登了孙犁的《〈善闇室纪年〉摘抄》中的两节：在安国、在北平；第三期刊发了孙犁的《读冉淮舟近作散文》；第四期刊发了孙犁的四言韵文《生辰自述》；第六期刊登了孙犁的散文《同口旧事——〈琴和箫〉代序》，《琴和箫》一书是由冉淮舟编辑的孙犁关于白洋淀的作品集。
1983年《莲池》第三期刊登了孙犁的《芸斋短简》，收录其致三位业余作者的信，信中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点评。
除刊发孙犁本人的作品外，《莲池》还组织刊发了很多对孙犁作品的评论文章。当时，冉淮舟的《论孙犁的文学道路》一书即将付梓，1980年第一期《莲池》选发了该书的“小引”和第一章《通往艺术殿堂的路——孙犁生平和文学活动概述》；第三期发表了金梅撰写的《学习孙犁散文札记》；第五期、第六期合刊上，发表了飞雁的《精心培育幼苗的人——记老作家孙犁对我的关怀》。
1981年《莲池》第一期发表了冉淮舟的《略论〈村歌〉——兼评对孙犁作品的评价问题》，这篇文章是根据《论孙犁的文学道路》第四章改写的；1982年第三期刊发了张东焱的《极有情致 极有分寸——读孙犁为别人写的序言》；第六期刊发了冉淮舟的《关于〈平原杂志〉的通信》。那年秋天，冉淮舟在肃宁县文化馆，意外发现了孙犁于1946年在河间主编的《平原杂志》，而且是完整的六期，上面刊登了孙犁的多篇文字，他立刻给《天津日报》的邹明写信，对这六期《平原杂志》进行了述评。
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开始重视孙犁的艺术成就，但尚未形成“孙犁热”。《莲池》连续多期刊发孙犁研究专论、回忆录、书信、札记和作品赏析等文章，形成持续的研究热点，既推动了孙犁作品的普及，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化，为日后兴起的“孙犁研究热”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为了更好地突出《莲池》的办刊特色，在冉淮舟的建议下，苑纪久在《莲池》推出“作家与冀中”系列访谈录专栏。该专栏旨在将冀中抗战经典文学作品的写作背景、生活原型、作者经历以及成书过程详尽展示，用访谈的形式记下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阅读这些作品。冉淮舟、苑纪久两人一致认为，完成这一写作任务最合适的人选是北京军区的刘绳。刘绳是高阳县人，当时正在为聂荣臻元帅整理华北敌后抗战回忆录。他对抗日战争、对冀中平原和从这里走出的作家比较熟悉。
刘绳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写作任务，并邀请解放军报社记者刘波参与。很快，他们撰写的系列访谈文章在《莲池》发表出来。1979年，刊发了《〈东方〉与冀中生活——访作家魏巍同志》《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访作家李英儒同志》；1980年，刊发了《生活在李向阳们中间——访作家邢野同志》《为兵唱歌的人——访作家徐光耀同志》《心潮悲壮话〈赤夜〉——访作家路一同志》《作家梁斌在冀中》《往事的回忆——访作家张朴同志》等。
1980年1月，冉淮舟由天津调到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工作，依旧关心“作家与冀中”系列访谈录的进展。孙犁作为冀中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是系列访谈录不可或缺的采访对象，冉淮舟自愿承担了联系采访孙犁的任务。
1980年8月3日，冉淮舟写信给孙犁，信中说道，刘绳、刘波两位同志正在创作《作家与冀中》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这部著作，准备请吕正操同志撰写序言。两位同志已经写了八九位作家，《莲池》杂志已经发表了五六篇，反响不错。他们准备采访孙犁，争取把孙犁这一篇写得更好。
8月5日，孙犁给冉淮舟回信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好，上月发生了严重眩晕，并跌倒。接着说道：“关于‘访问记’，我实无新材料可谈，加以近日身体情况，请你转告刘绳同志：如果需要写我，就把你在《莲池》上那一篇编入，我看就最好，就不必再访我谈了。”
正在外地深入生活的冉淮舟并不甘心，回信据理力争：“《作家与冀中》一书，必须有关于您的文章，因系刘绳、刘波同志著作，不能编入我在《莲池》上发的那篇。等我十月从西北回来，那时您的身体一定恢复得更好一些，我陪他们到天津去看望您，谈一谈，然后由我协助他们写出。”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0月20日上午，在冉淮舟的陪同下，刘绳和刘波到天津访问孙犁。刚一进多伦道那座大院，就看到孙犁正迎着阳光，站在院中甬道上等着他们。进屋后，寒暄几句，孙犁点上一支烟，然后开始了谈话。过后，刘绳对这次谈话进行了整理。下面便是孙犁谈话的记录：
你们写的几篇访问记，我看到了。我们这些人过去在一起工作，彼此熟悉。
关于写我的，谈不了多少，许多东西都写过了。最近我写的一些回忆文章，多是自传体的。有一篇《我的童年》，寄给了南京，还有一篇《童年漫忆》。至于作品方面，你们自己去看。我的作品，也是自传的成分多。
可以看看金梅写的那个材料。你们要写得朴实一些，不要过长，以材料决定写法。不要一个路子，更不要雷同。总的希望是朴实些。溢美之词用得少一些。溢美，读者不喜欢。介绍作家，主要是用事实、用作品说话，不要许多空洞的文字。
写作《作家与冀中》，注意不要给作家排名次，可按照发表的时间或者访问的顺序排列。出书时要注意这一点。
山东师院编的《孙犁专辑》，可以参考。你们写好后，多找几位同志看看。写关于我的类似文章比较多。淮舟写过，河北的同志写过，克明还有一篇，郑法清有一篇，金梅整理了不少材料，鲍昌也写过一个东西。能够找到手的，都找来看一看，吸收其中好的东西。材料是需要相互对证的。
总的来说，写这类文章要考虑对读者的作用。或是着重介绍作家经历对作品的影响，或是着重整理和保存一些文学史料，或是写一种文学评传，着重对作家的分析。写时，要注意运用文学的眼光。这几种写法，你们研究一下，选取比较合适的写法。写完之后，交淮舟看一看，也抄一份给我看一下。
《作家与冀中》一书，出版前，要把书的内容平衡一下，一定要讲究质量。写的东西比较新颖，有内容，比较朴实，才能站得住脚。只有写出特点来，才能让人家值得一看。要注意，把时间、地点、环境、背景搞准确，淮舟这方面的鉴定能力很强，让他给你们把把关。要特别注意准确性，历史是不能想当然的。
昨天看到《河北日报》一篇文章（指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文章），提到三中全会以后，文学才被召回艺术的殿堂。是这样，现在的文艺政策放宽了，文学才繁荣起来，热闹起来。
鲍昌同志问我，你的写作风格有什么特点？我想，《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文艺学习》《文学短论》《铁木前传》，不管作品也好，理论也好，从第一次出版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改过。《风云初记》一个字也没改过，《铁木前传》也没改过，《文艺学习》根据他们编辑的意见改了一个人的名字。你对生活看不准，你就不要去写。你既然写了，就不要随着运动改来改去。要看准生活，观察准生活，反映准生活。
正如对一些运动，“左”的东西，“左”的现象。文学怎么反映？你是去推波助澜，搞那种作品。这个不好，那是煽动群众的情绪。我没搞过这样的东西。土改时，有的同志写“血尸案”。《白洋淀纪事》里有不少篇是反映土改斗争的，我不那样写。
文艺工作不是很好做的。其中，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要总结一下。要经常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
有的作家在一定的时候拿不准，说得严重一点，有点投机。我想，在文艺工作上要总结一下反面的教训，比如文联和刊物的衙门作风。有些人不同意这样的要求。现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有这种提法了，大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
对一个观点，要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搞得有准确性，有科学性。
寄给纪久的那篇文章，让他好好看看，里面提到的一些老乡亲，发表是否合适，请他斟酌一下。
捎个信给河北的屏锦同志，那个集子（指《耕堂杂录》），要他别勉强，用哪些，不用哪些，他可以自己选择。
你们写好这篇文章，我再看一看。
今年出了《秀露集》，送你们一人一本。
这篇谈话记录1300余字，内涵十分丰富，把人物访问记的写作原则和规律讲得清清楚楚，揭示了人物访问记的写作真谛。这些观点，后来在《与友人论传记》《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等文章中，孙犁又做过更加深刻和系统的阐发。
三
在完成对孙犁的访谈后，刘绳与冉淮舟反复探讨一个问题：介绍孙犁文学和生活之路的文章不少，怎样才能写出与这些文章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应当源于孙犁本身具有却尚未被深入挖掘的特质。
为了寻找答案，他们深入太行山区和白洋淀地区追寻孙犁的文学足迹，深化了对孙犁及其文学创作的认识。他们觉得，一般人对孙犁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学层面，对孙犁及其所处的时代缺乏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孙犁不仅仅是一位著名作家，而且是一位抗日救国的热血男儿、民族解放的英勇战士、农村变革的工作队员。在那场抵御外寇、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他饱尝血与火的洗礼，经受生与死的考验，用饱含革命热情的笔，书写了冀中人民在那场伟大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人情美、人性美。正是抗日战争，使孙犁成为一位革命作家，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离开抗日烽火谈孙犁，便不是孙犁；脱离抗战烽烟研究孙犁的作品，只会谬之千里。基于这种认识，访问记最终定位为“战火中的孙犁”，用以展示孙犁在抗日战争中的风采，突显孙犁作品中的抗战印记。
《战火中的孙犁》初稿完成后，经过冉淮舟修改，送给孙犁审阅。孙犁阅后，在稿子上方写下“很好”两个字，并签名。这篇访问记很快在《莲池》和《河北文学》上发表，并收录在1983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与冀中》一书中。
1988年10月17日，孙犁在《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中说：“假如不是抗日战争，可能我也成不了一个什么作家。”“所以，对于参加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总觉得，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至少是在文学上给了我一个机会。”孙犁这些话，是对“战火中的孙犁”这一命题最为透彻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