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很幸运，人生第一站就遇到了晏殊。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的欧阳修参加礼部试，晏殊为主考官，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道冷僻的命题，欧阳修扣题精准，文采飞扬，晏殊慧眼识才，将欧阳修擢为“会元”。从此，欧阳修成了晏殊的门生，执弟子礼。
晏殊与欧阳修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作为有知遇之情的师生，作为一朝为官的上下级，作为共领时代风骚的文坛巨擘，二人完全可以惺惺相惜，结忘年之契，生出许多美谈让人津津乐道。然而，这段师生情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原因是欧阳修作的一首诗。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庆历元年（1041），西夏犯边，战事吃紧，当时晏殊为枢密使，佐皇帝掌兵政，案牍劳烦，日理万机。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担心老师过于辛苦，特冒着鹅毛大雪去府上探望，希望带给老师一点安慰。谁知一进门，才发现晏殊的枢密府莺歌燕舞，热闹非凡，毫无军情紧迫之象。见门生到来，晏殊置酒于西园，招呼大家一边开怀畅饮，一边兴致盎然地赏起雪来。欧阳修深感意外，即席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征步，正见玉树花凋零。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诗中饱含学生对老师的善意规劝，意思是国难当头，作为军政大臣的晏殊肩负重任，不宜花天酒地，闲如散官。
晏殊读罢此诗，愤然对人说：“昔者，韩愈亦能作言语，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意思是说，当年韩愈赴如同恩师的宰相裴度的聚会，也最多只说：“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类似的关系、同样的情境之下，欧阳修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朋友尚不开这种过火的玩笑，何况老师？其中“作闹”二字，怨怼尽显，晏殊因此明确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认为欧阳修有才无德。于是，因了一首诗，断了师生情，欧阳修渐渐失欢于恩师。
不过，晏殊嫌弃欧阳修，仅仅因为这首规劝诗吗？这对于一个具有领头雁风范的文坛宿将和“肚里能撑船”的宰相来说，未免小气。从晏殊平日扶持后辈不遗余力的高风来看，也不至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欧阳修在晏殊心里失欢甚至见弃呢？
从性格而言，晏殊闲静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变。《宋史·晏殊传》说：“殊性刚简，奉养清俭。”说明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任相期间，始终延续着吕蒙正、王旦等人的执政风格，清净无为，垂衣而治，遂有“太平宰相”之名。欧阳修却是崖岸自高的鲠介之士，执拗刚烈，好争长短，以风节自持。正如《宋史·欧阳修传》所说：“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无论对象是谁，哪怕面对主谏诤、纠察百官的台谏大巨，有意见就提，有批评就说，毫不忌讳。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要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几乎不可能。
尽管老师对自己成见日深，欧阳修对自己的言行却从没表露过一丝悔改。他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晏殊去世后，欧阳修为老师献上《挽辞》，一句“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道尽了他对晏殊一辈子的态度。话虽刺耳，却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