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农民，大半辈子生活在黄土平原上。早年去上海闯码头，拉过几年黄包车。穿梭在大都市的街头巷尾，他目睹过喧嚣与繁华，也体验了生活的颠簸与漂泊。这段并没有什么荣光可言的经历，让他从此在乡村不再安分，一生都在找寻逃离的机会。
可是，一穷二白半文盲的他，能挣脱什么？又能抓住什么？
父亲毕竟见过大世面，所以在乡村他常常显出有点特立独行。直到他去世之时，我爱人才突然发觉老人家的与众不同。一般，安放逝者的棺材都是黑色的，庄严、肃穆、沉重，衬托出丧葬时悲伤的气氛。而父亲的棺材，是鲜亮的红色，大红灯笼那样的红，炽热而明亮。
63岁那年，父亲决定置办寿材、寿衣、寿纸，肺气肿严重的他，担心余日不多，要尽早办好人生最后一件事。苏中苏北地区，老人年龄逢3逢9，乡下人视为一“缺”，要有“跨缺”的仪式。记得父亲常常改造一句乡间“民谚”——30岁没得婆娘，不能怪父母；60岁没得棺材，不能怪儿女。六十开外了，那次过生日之前，父亲就蹬一辆破车到小镇上订了两口棺材，严格地说，只是半成品。棺材的外表面，即“三长两短”，他决定自己动手油漆。前前后后漆过六七遍，当作一项“百年大计”，他意识到自己将来永居的“单间”，不能渗漏，不能腐坏。而油漆的颜色，父亲大胆选择了本乡本土极其少见的大红。有人不解地问他，他理论一套一套的：红的多好！吉祥、喜庆，高寿的人，才配！
不知道是什么内因外缘，老父亲对红色特别敏感，可以说，情有独钟。
姐妹们当年穿的外衣，都是父亲上街采购的面料，老家话叫做“扯布”。父亲掌握了一个独家秘笈，他去商店扯布，一般到柜台都会先看看有没有零头布料。零头布，每一段会折减5寸结算，价格便宜一点。父亲买回来，指导裁缝进行组合缝制。零头布的选择，父亲偏爱红色，至少要带点红色的。他认为，年轻人不能穿蓝色的，蓝嘛，难啊，做事不顺利。而红色，红红火火，多好！——不知道他从哪里研究出来的道理。
父亲在乡村最有传播力的一个文化符号是，常年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不管新车、旧车，他一上手，就用油漆将车身涂满红色。除了钢丝、链条，可以幸免，保留本色。乡邻们都当作西洋景看，而父亲一本正经地解释：“年纪大了，眼睛不好，这个红车不管停放哪里，远远地就能一眼看到。晚上骑它，可以驱邪。还有一条，这车子没人敢偷，他偷回去一骑出来，就会露馅！”
时间长了，乡邻渐渐习惯了他的“红车”，村民们每次看到努力蹬车的老父亲，便夸张地大喊大叫：“‘救火车’来了！‘救火车’来了！”父亲附和着他们笑，一脸的得意。
作家朋友说，每个中国家庭都是一部非虚构的书。父亲的有关章节，本色是灰头土脸的形象，底色是乡村生活的厚重。不过，有一抹红贯穿始终：这红，是破旧自行车上不甘平庸的色彩，是为家人挑选布料时饱含希望的目光，是困境中从不曾熄灭的火焰，最终，也是他人生谢幕之时温暖的余烬。
红，是父亲与命运的自我和解，是他对生活的温柔反抗。父亲离世时没留下什么遗嘱，但用一个个大红的印记暗示我，哪怕生活缝缝补补，也要心怀热爱，为自己的人生添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