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主题”众说纷纭，典型的即“爱情悲剧说”和“家族兴衰说”，后一种又衍化出“政治小说”或“历史小说”的观点。甚至书名都成了两种说法的依据，一派研究者认为，曹雪芹写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女性命运，《红楼梦》的书名即“爱情悲剧说”的注脚；另一派研究者则认为，《石头记》的书名，记载的正是贾府由盛到衰，脂砚斋作为过来人，深知作者的创作底蕴。
《红楼梦》开篇就讲了“眼泪还债”的神话故事，以后随着情节的推进，宝黛关系又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萌芽期，此时两人之间还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亲密玩伴，属于兄妹关系；潜伏期，两人由少年向青年过渡，此时林黛玉对贾宝玉，已不是单纯的妹妹对哥哥的情感；爆发期，此时宝黛的爱情，虽未公开，但贾府上下都认为他俩是一对儿，深陷爱情中的女孩比较敏感，所以黛玉对宝玉不大放心，以至于争吵不断；平稳期，此时两个人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再没因“金玉良缘”的心病闹矛盾。这是就前八十回原作而论，而后四十回属于续书，描写的宝黛“爱情悲剧”，虽很感人，但已违背了曹雪芹的创作原旨。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石头自述“这一段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陈迹故事”。曹雪芹借书中人物林红玉之口道出“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堪称全书“家亡人散”结局的点睛之笔。随着情节推进，《红楼梦》读到后半部，小说氛围愈发凄凉冷落。如第七十九回，贾宝玉“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见其轩窗寂寞”，在脂砚斋的批语中也提及八十回后，《红楼梦》原稿中的潇湘馆“落叶萧萧，寒烟漠漠”。
曹雪芹的创作构思，应是爱情悲剧与家族兴衰的双重变奏。早期的《石头记》抄本有首回前诗：“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中的“红袖啼痕”，对应“爱情悲剧说”；而“情痴抱恨”，恰对应“家族兴衰说”或其衍化的观点“政治小说”或“历史小说”。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大抵此书（指《红楼梦》），改作在乾嘉之盛时；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谈；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不能说他们的看法全无道理，索隐派著作想挖掘《红楼梦》的微言大义无可厚非。失误在于将《红楼梦》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人物、事件坐实，陷入了“文史合一”的思维模式。
既然《桃花扇》能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之情抒发兴亡之感，那曹雪芹怎么就不能通过《红楼梦》去表达其家国之恨？“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中国文学讲究“意在言外”的含蓄，强调作品应“言有尽而意无穷”。《庄子》一书，寓言占了十分之九；李商隐的“无题”诗自问世以来，便因其朦胧神秘的风格而广受赞誉。从古至今，伟大的作品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难以一眼看尽。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红楼梦》自然蕴含着深刻的寄托。其中，“借情言政”正是作者寄托思想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