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东北角、大胡同附近有一条鸟市大街，街两旁尽是书场、戏院、饭馆、小人书铺和各种饮食摊，光是娱乐场所就有十余处。
鸟市原来是个废河湾，在南运河取直后早已干涸，后来旧河床填平了，成为一个空场，清末时叫“老乾河”。那时每天清早，有很多老年人提着鸟笼来这儿“遛鸟儿”，卖鸟的便应运而生，逐渐形成了鸟市。因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来这里谋生的商贩越来越多，民间艺人也来此“撂地儿”演出。后来在这里建造的房屋越来越密，出现了许多店铺，反而把摆摊卖鸟的小贩排挤到了小巷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在上学，课余时间，闲来无事，也常去鸟市逛逛。我都是从东口进入，街口即是大胡同，进得鸟市街往西，街的北面是河北影院。河北影院后来改称东风影院，专门上映新闻纪录片。自东风影院往西再向北拐，是一条更热闹的街道，街上店铺林立，中部有一坐西朝东的小剧场，曾有一段时间专演北方越剧，计时收费。那天正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出于好奇，我也进去观看，不想从此对北方越剧产生了兴趣。“北方越剧”是浙江嵊州的越剧在天津“异化”出来的一个分支，因与江南越剧相互对应而得名。天津人原本就喜欢越剧，唯一的遗憾是大都听不懂吴侬软语。彼时，一些演员和民间艺人采用普通话演唱越剧，听来是越剧旋律，但音调又不同于越剧，舞台虽小，却很是吸引人。几十年过去，我依然能唱出几段戏词。后来剧团被解散，全国独一无二的天津“北方越剧”销声匿迹。
那时的鸟市有如今天的商业一条街，天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一派市井繁荣。
记得东风影院对过有几个摊位，多售卖一些日用旧货和小玩意儿。其中有个摊主，在摊位上摆放着一堆旧印章，摊主只当是普通的印章料，其实不少是名人所刻，极具艺术价值。那时我正研习篆刻，我竟以不多的钱“捡”得几方王雪民、寿石工刻的印章。有一方小印，是天津画家李文渊刻赠给相声大师赵佩茹的。华非先生对我讲，他也从那小摊上觅得几方黄牧甫、吴让之等清末大家之作，大都送给了朋友。有这样一件事：1955年冬，在上海的钱君匋得知天津有一批赵之谦的治印作品打算出手，立即冒着纷飞的大雪赶往津门，几经周折，终于一睹赵之谦的篆刻作品。经过他细细摩挲鉴赏后，剔去了混在其中的六方赝品，接着将经过甄别的105方赵之谦印章全部收购。有位老先生说，钱君匋买的印章是“益德王”家的。也有老先生对我说，钱的印章就是从鸟市的那个摊贩手里购得的。
鸟市上的饮食行业也是形形色色，白记饺子馆的羊肉扁食，穆傻子的涮羊肉，陆记的炸糕，都是驰名远近的。此外还有许多食品摊：水爆肚、羊肠子、煎焖子、炸春卷、茶汤、面茶、汤圆、藕粉以及各种时令小吃，应有尽有，物美价廉。有一家铺面专卖锅巴菜，但见主家抓一把锅巴，抖散在锅的一边，卤子用勺撇着盛，把锅巴浸透，盛到碗里，随后将麻酱、酱豆腐汁、辣油、炸好的香干末各扌汇出一小勺，淋在上面，再撒上一撮芫荽。那时我只是在一边看，从未进去吃过。在鸟市，我只在白记饺子馆吃过一次水饺。一天，父亲塞给我一点儿钱和半斤粮票说：“到饭馆去改善改善吧！”我攥着钱直奔鸟市，进了白记饺子馆，点了西葫羊肉水饺。多日未见荤腥，只觉得那饺子清香适口，肥而不腻，味道好极了。
从鸟市大街往北是个丁字路口，路西通往侯家后，路东仍是通往大胡同。这里铺面少了，稀稀拉拉，偶尔可以见到一些茶摊、照相的、耍猴的、拉洋片的、算卦的、相面的、打把式卖艺的。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人，穿戴整齐，手持一把京胡，站立于路边，自拉自唱，每日必到。或西皮，或二黄，或《空城计》，或《二进宫》，摇头晃脑，嘴里还模仿锣鼓点，于唱、拉的空当常发出“大扑嘚，哐！”之类的声音，唾沫星子几乎要喷到看客的脸上，逗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心里发笑。这位先生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乐此不疲，而我们则是“他去哪儿我们跟到哪儿”，流连忘返。他不像是卖唱的，从来不收费，用今天的话讲他这是“自我表现”，或叫“自娱自乐”“自己哄自己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