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积贫积弱、风雨飘摇中的弘一大师李叔同，无论他在俗还是出家，无不表现出忧国忧民、爱国报国的赤子情结。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顾弘一大师在民族危亡之际“共纾国难于万一”的献身精神，感佩大师“高标矗劲节”“殉教应流血”的凛然气概，愈加激发起国人的爱国热忱，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和信念。
弘一大师李叔同，在他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变革时弊、振兴国运的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李叔同治学成长的年代，正值中国的多事之秋。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其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于1895年5月在北京发动各省1300余名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对日签订和约, 要求变法图强。面对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李叔同的内心十分焦虑。他对康梁维新变法的主张表现出深深的赞同。
1898年李叔同在应天津县学课试的文章中说：“闲尝读史至齐威王宣王世。而地方三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邱山。三军之众，疾如锥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窃叹齐以弹丸之邑，何竟若是之繁盛乎！而不知溯其兴国者有管仲，溯其保国者有晏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管仲晏子合论》。李叔同通过论述历史就现实情景立论。他渴望当今时代能有管仲、晏婴一类政治家改革家出世，以重振日渐衰颓的老大中华，拯救危难的祖国。
据其口述、由胡宅梵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改正的《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文中说：李叔同“闻康有为戊戌之变政，似有合乎怀抱，于焉救世之心，亦日甚一日”。当时，他对人说过这样的话：“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李叔同还在一方闲章中公开宣称“南海康君是吾师”。李叔同在彼时彼地刻下这方闲章，除了有对康有为书法理论主张的推崇和对康有为佛学思想的揄扬，无疑地，也包含着对康有为（以及梁启超）维新变法之举的首肯。但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百日即遭失败，这就更增加了李叔同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忧虑。他在政界也认识一些人，如他家的世交李鸿章，和另一政要王文韶。但看看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时的表现，也使他失望了。正是这个李鸿章（还有王文韶），和盘踞在紫禁城里的奕訢、荣禄等后党人物沆瀣一气，支持叶赫那拉氏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这般情景，使李叔同痛切地意识到：“北方事已无可为！”就是在这年的10月间，李叔同中止了县学的学业，奉母携眷离开天津，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