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开封包公祠，一进大门，步入主殿，便见到端坐正中、高达三米多的包拯金身塑像——乌纱蟒袍，玉带笏板，目光炯炯，正气凛然。塑像上方高悬的“公正廉明”匾额，算是历史写给包拯的既简洁又贴切的评语。
如果说影视剧中诸如铡美案等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得之于民间，那么包拯任端州知府期满离任时没带走一方端砚；任检察御史及知谏院时，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尤其是对利用职权之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王逵的弹劾，都青史有记，言之凿凿。
听着导游的讲述，看着围在她身边的人们专注而恭敬的神态，再看看面前的包拯塑像，我忽然意识到：在历史与民间记忆中，包拯早已超越了一个具体历史人物的范畴，而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人们在他身上寄托着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期待。
翌日，我们来到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焦裕禄同志于1964年5月逝世，1966年年初，全国掀起了向他学习的热潮。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作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其精神影响深远。
他的遗物中有打着补丁的衣物、简陋的办公桌椅、记录治沙方案的笔记本。他临终前对组织的唯一请求，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风雪交加之夜，他走访贫困农户。他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他肝病发作时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
在泡桐园，当地84岁的魏善民老人在那棵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而今亦已“年逾花甲”、被命名为“焦桐”的泡桐树下，讲述当年焦书记的故事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深切缅怀之情，让人真切地感到，任凭时光流逝，焦裕禄一直并将继续活在兰考人民的心中。
包拯和焦裕禄，犹如豫东大地上的两处地标，光彩灼灼，烛照古今。他们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前者得“青天”之美誉，其权威来自忠君爱民的旧道德及皇权之认可；而后者所体现的，则是做好人民公仆的执政理念。包拯式的个人修为固然令人敬仰，但面对制度性痼疾，他多力不从心；焦裕禄忘我奉献的精神，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自是前者所无法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