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经常受妈妈差遣，去弄堂口的马路菜场买点葱姜。至于肉啊鱼啊，属于重要物资，她不让我染指。不过我还是通过“非主流”的采购实践获得了相关知识，比如茄子，一定要挑细长的，杭州茄子最好，皮薄肉实籽少。番茄倒不必挑最红的，最好是洋红色的，顶端带点绿色，吃起来沙瓤带甜。茭白以无锡所产最好，上海郊区练塘或凌桥的“一点红”也是名品，可惜产量少，不常见。扁豆与芋艿是崇明产的最好。我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本地蚕豆与外地蚕豆，还知道带霜皮色的冬瓜吃起来更糯更绵，牛心菜比卷心菜好吃。
茭白大量上市时，每天下午小菜场里的女营业员们都会围坐成一圈，忙着剥茭白。她们将茭白在铁丝筐里码得整整齐齐，然后剥去外层硬壳，削去底部老根，第二天一早销售。菜场附近的老太太会来收集茭白壳，晒干后用来生煤炉。
要说荤腥，鱼类中带鱼是大宗，最阔最厚的也就五角一斤，最窄的才一角五分一斤，可以炒鱼松。小黄鱼汛期一到，小菜场里堆成山。梅子鱼与烤子鱼稍贵，河虾与白米虾都是死的，没有活货。河鱼倒是有活的，养在椭圆形的木桶里作涸辙之鲋状，鱼尾巴突然一甩，水花四溅。花鲢鱼头的价格卖得比中段还贵，买鱼头岂不是明摆着吃大亏？但妈妈教导我：青鱼尾巴花鲢头，吃花鲢鱼就是要吃头。我们家经常吃粉皮鱼头汤，以前总以为我家是因为吃不起鱼中段才退而求其次，现在才明白这其实是会吃的表现。
那个时候菜场里偶尔会出现鲨鱼和鳐鱼，前者体型不大，两尺左右，与电影里的大白鲨不能同日而语；后者被宁波老太称为“镬盖鱼”，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是它的致命武器。鳐鱼腥味很重，又属于“发物”，我家从不买。不过小孩子喜欢看老师傅给鲨鱼退沙：只见他从老虎灶（旧时江浙沪地区供应开水的店铺）挑来一桶开水，朝趴在地上的数尾鲨鱼背上浇两遍，再用菜刀一层层刮，退去沙的鲨鱼才能卖。
到了初夏时节，小菜场里师傅烫黄鳝的场景几乎天天上演。他们将齐腰深的木桶抬到老虎灶，木桶里无数条黄鳝焦躁不安地蠕动着，滚烫的开水高悬而下，压紧木盖，能听到桶内顿时爆出“噼啪”的挣扎声。少顷，盖子掀开，一股混杂着浓重腥味的水蒸气升腾而起，木桶里已经风平浪静。倒尽浊水后，木桶又被抬回菜场，女性师傅们一边嘻嘻哈哈说笑，一边麻利地划着鳝丝。
我不知道黄鳝从哪里来，但知道黄鳝身上有浓浓的黏液，运输途中时间一长，黏液会迫使黄鳝停止活动，最终可能因缺氧而死亡。于是有经验的农民会抓一把泥鳅扔在木桶里，搅局者一入场，黄鳝们就无法安于现状，只能勉强活动起来，竟因此逃过闷死的厄运。但菜场里的师傅并不待见泥鳅，随手一扔，满地翻腾，小孩子见状高兴坏了，争先恐后扑上去抢，抢来养在瓶子里，也是一乐。
江南有吃秋鸭的习俗。白露一过，吉安路菜场就会上演杀鸭子的剧情。男性师傅负责杀鸭，阿姨们则围在一只盛满水的高大木桶边，一边给鸭子拔毛，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聊天，叽叽喳喳比鸭子还热闹。鸭子已经用热水烫过，羽毛褪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不少肉眼难察的小毛，就交给女人们来收拾。后来我才知道禽鸟入秋后会长出一层细小的羽毛，成语“秋毫无犯”的“秋毫”，就是指这层小毛。
有一年，菜场里的鸭子大量到货，师傅们根本来不及处理，有聪明人发明了一种快速褪毛法——把柏油桶改装成炉灶，架上大铁锅，熬上一锅松香。老师傅提着刚刚断气的鸭子往锅里一浸，再提起来时鸭毛都被松香粘住，像披了一袭黄金甲，再朝旁边的冷水桶里一扔，赛过淬火。另一个师傅将鸭子从水中拎出，平放在操作台上，只消轻轻推几把，那层“松香衣”便剥落下来，露出白玉般光溜溜的鸭肉。
那年头上海人吃鸭子，也算一次相当隆重的享受了。一般是老鸭汤，加红梗芋艿和天目山扁尖笋煮一大砂锅，一家人吃得其乐融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副食品供应稍有好转，街头出现了不少装潢简陋的烤鸭店，因为需求旺盛，也因为小菜场员工的收入与效益挂钩，卖菜师傅也做起了烤鸭生意。烤鸭出炉时，香气飘得很远，于是排队买烤鸭的队伍越来越长。烤鸭可以整只买，也可以分割斩件，上海人节俭，大都买半只。至今我还很怀念小菜场里价廉物美的烤鸭。
有了在小菜场“望野眼”（江南俗俚，有东张西望之意）的经历，我几乎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杀鸡、杀鸭、杀甲鱼，剖鱼更不在话下。小菜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技术学校。
汪曾祺先生在为《学人谈吃》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老前辈这番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至今我仍保持着逛菜场的习惯：上海的乌中菜场、巨鹿菜场、高陵集市、江阳路海鲜市场等都去过，去外地旅游，逛菜场也列在行程单里；出国旅行时，赫尔辛基、法兰克福、巴塞罗那、维也纳、波兹南、里斯本、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等城市的菜市场，都留下过我的足迹。而最令人难忘的，当属希腊圣托里尼岛和摩洛哥菲斯古城的菜市场，那里的体验堪称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