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吉朋辉
历史上，“京城门户”是天津重要的身份标签。这一身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天津扼守进入京城的海口和内河通道，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但是京津之间，并非只有军事上“拱卫京师”这么简单。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天津都与北京密切相关，这又反过来塑造了天津的城市性格。想要了解这层关系，盐业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天津的盐业历史悠久，是渗入天津文化里的重要基因。盐业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影响了天津文化？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本刊将以“盐与天津文化”为题，分三期尝试从天津的城市性格、文化底色、精英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京城”的盐袋子
盐业对天津作为“京城门户”地位的形成至关重要，这还要从长芦盐政及其职权说起。长芦盐政也就是长芦巡盐御史，是管理长芦盐务的最高长官，1668年从北京移驻天津。最初长芦盐政一年一换，对天津的影响很小。1723年，雍正帝任命了一位新的长芦盐政——莽鹄立。他是来自于内务府的满人，与皇室关系密切，雍正帝想通过他整顿长芦盐务，因此给予他包括监督地方官员在内的实权，改变了此前御史巡盐流于形式的惯例。
从莽鹄立开始，长芦盐政基本上都来自于内务府的皇帝亲信，实际地位很高，甚至与直隶总督平起平坐。他们不止管理盐务，还是皇帝的耳目。由于长芦盐政的存在，天津一定程度上成了清政府中央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清代前中期，长芦盐政承担了许多国家军政大事、皇帝皇室事务。比如每当皇帝南巡，长芦盐政都要在天津隆重迎接甚至陪同南下，皇帝南巡所用的御舟、皇帝驻跸的行宫，都由长芦盐政负责管理。
近代以后，在列强炮火的威胁下，天津的“京城门户”地位更加凸显。长芦盐官、盐商经常扮演清政府应对西方列强先锋的角色。比如1841年初，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在广东燃起后，长芦盐政顺德、盐运使陆荫奎分别捐养廉银7000两、3000两，用在大沽口建造军事设施、修筑军需通道上；1854年，英法谋求修约，使臣麦华陀、伯驾在两广总督叶名琛处碰壁后北上天津，以进京相威胁。长芦盐政文谦作为钦差大臣到大沽海口与之交涉，驳斥了其无理诉求，让其无功而返；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长芦盐运使崇厚在天津办理海防总局、长芦练勇，并会同天津道整顿民团。英法联军进犯京津期间，崇厚作为“熟谙夷务”之人，负责与之交涉一切事宜。
经济上，清代的天津每年向朝廷贡献数十万两的盐税，这些盐税不仅是清政府军需、河工等经费的重要来源，还承担了许多清政府运营的经费。比如盐税名目中的都察院饭银、翰林院饭银、内阁饭银是清廷衙门的经费；督号银是直隶总督衙门的经费；将军养廉银是奉天、宁古塔、黑龙江三处将军的养廉经费；河工银是兴修水利的经费等。从1736年开始，长芦盐政开始兼管天津关务，帮皇帝又掌控了盐业之外的另一个钱袋子。所以，天津的盐业税收一直是清廷中央财政体系的一部分。
天津盐业产生的利润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入了皇室的私家机构内务府，比如盐税名目中的内务府笔帖士银、护军校银、仁寿寺香灯银都是交到内务府的。盐商还会向皇室额外捐输，比如1761年，为了给皇太后庆祝七旬万寿，天津的盐商直接捐银10万两。长芦盐政每年要向皇帝缴纳价值不菲的贡品，盐业利润是经费的唯一来源。另外，清代皇帝尤其是乾隆帝还把大量的内务府资金借给盐商，并收取巨额利息。凡此种种，都使得天津盐业及天津这座城市和清政府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成为京城在经济上的重要屏障。
天津与其他府城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府城的行政职能是对下的，即管理属地的事务，但天津相当一部分职能是对上的，或者说是秉承中央政府的意旨。这是天津作为“京城门户”地位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盐业带来的。
盐商的事功追求
“京城门户”的地位造成了天津与清廷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催生了盐商的事功心态。很多盐商并不满足于拥有财富，而是希望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做对国家、社会有实际用处的事。
在清代前中期，天津盐商与皇帝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盐商频频在皇帝需要的时候付出盐税之外的捐输，尤其是当清政府发起平复边疆叛乱的战事，天津盐商捐输踊跃。仅在清乾隆朝时期，长芦盐商捐出的军费达白银一百六十余万两。
盐商还亲自参与运送军粮等军国大事。康熙朝中后期，清政府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天津盐商范家先后三次以一家之力向西北输送军粮。1748年朝廷征讨大小金川，天津的盐商范清注、王镗除了捐出白银外，还分别认捐军粮75000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天津盐商先是在1841年初捐银五万两用于修建大沽炮台，又于年底捐银40万两，用于巩固天津海口的防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面对列强的入侵无力应对时，李春城、张锦文等盐商主动承担起襄赞军务和维持地方稳定的责任。
盐商的事功追求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通过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获取朝廷的职衔封赠，或者得到皇帝召见、旌表、入志等形式的政治肯定，从而提高自身及家族的政治地位。几乎每一次大规模捐输的参与者都会获得议叙奖励，也就是被赐予一定的职衔。同时清政府也允许盐商通过纳捐的方式步入仕途，比如宛平查氏的查礼、凤台王氏的王镗，都获得了不算低的官职。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盐商脱离了白丁身份，获得了与皇帝本人发生直接联系的资格。
清廷提升盐商身份，是鼓励他们留在盐务体系内，确保盐务运行的安全。清代盐商所赖以为生的专商引岸制是一种官督商销的盐务体系，本质上是国家专卖。它不仅是产生和收取盐税的经济体系，也是朝廷通过掌控盐的专卖来实现统治稳固的政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盐官直接对皇帝负责，盐商和清政府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盐商依附于皇权，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取利益，这种依附性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甚至出现了盐商“皇室家奴化”的现象；政权阶层把盐商对于国家、社会的额外责任，视为盐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意。朝廷与盐商之间这种默契，是专商引岸制得以延续的基础。这也就决定了在盐务的层面上，天津作为地方，对清政府产生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依附性。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盐业给天津盐商带来的事功追求，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清政府行政职能的延续。比如雍正朝安岐修筑天津城墙，其实是雍正帝打击“八爷党”政治集团副产品；张锦文襄助军务时所执行的措施，不管是主张抵抗还是以求和的姿态支应英法联军的军需，都完全秉承清政府的政策。在这样的心态下，以盐商为代表的天津比较容易把握大政方针带来的机遇，但也因过度依赖皇帝的恩赐缺乏自主的内生动力。所以，在清廷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左右下，长芦盐业终于在道光朝整体陷入困境，无法重现曾经的辉煌。
与皇权的解绑
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央政权的权威被削弱，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崛起，导致地方政权的强势。天津成为直隶重镇、直隶总督驻地。从1861年开始，长芦盐政由直隶总督兼任而不再是来自于内务府的满人，盐业与皇权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长芦盐务与政治间的捆绑，更多地发生在直隶总督和长芦盐运使之间。长芦盐运使几乎都是直隶总督的亲信，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杨宗濂，袁世凯麾下的周学熙、张镇芳、张弧等都曾担任长芦盐运使。他们牢牢将长芦盐税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便捞取政治资金和筹码。这些政治集团建立起新的事功，那就是推动了天津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天津工业滥觞于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受益于袁世凯主持的“新政”，兴起于官僚资本的支持。进入民国后，天津相当一部分企业中都有军阀政客的股份，甚至企业本身就是由军阀政客创办的，其中就包括做过长芦盐运使的周学熙、张镇芳、张弧等人。
与此同时，清廷政权阶层对盐商的态度从拉拢变为压榨，甚至发生了清末长芦累商风潮、1928年五纲总案这样让盐商经济利益甚至身心受到严重打击的事件。更让他们感到威胁的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数次试图取消专商引岸制。盐商的心态发生变化后，他们对政府的归属感和依赖感大大削弱了。尤其是进入民国后，随着长芦盐务管理权被财政部盐务署、盐务稽核所、盐务管理局等专门机构分掌，不再像以前一样归于中央政权或地方大员，盐务的政治色彩逐渐减退。盐商基于政治诉求的事功心态也无形消弭，而更关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他们大量投资于近代工商业，最显著例子就是1906年，长芦盐商集资创办了高线铁路公司。尤其是进入民国后，大部分天津盐商都完成了从传统盐商向近代工商业者的转变。另外，盐商还广泛参与到天津的公共事务和慈善公益事业中，比如在清末立宪运动中积极参加天津的自治机构，盐商李士铭甚至被选为天津县议事会的议长。李士铭参与的其他天津公共、公益事业也数不胜数。
总之，近代以后天津盐商终于将仰承皇权鼻息的被动，转变为与时俱进的内在动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道路。而盐商对天津公共事务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参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事功，填补了政府行政体系的漏洞，形成了一种充满积极入世能量和公益精神的社会风气。这也是盐业留给天津的宝贵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