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到一定程度，会将他身边人的作品也一起关注甚至也一同喜欢起来。正如我对钱锺书及其身边人的作品的喜爱。钱先生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我都认真看过，极对我的阅读胃口，令我反复品咂，意犹未尽。于是，我开始找他夫人杨绛女士的书来读。杨先生显然也是非常欣赏钱先生的文章的：钱先生有一本《写在人生边上》，杨先生就跟着出了一本《走到人生边上》；钱先生写过一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杨先生便续了一篇《魔鬼夜访杨绛》。夫唱妇随，真是有趣得紧！
读了大部分杨先生的著作之后，我意犹未尽，就开始找钱先生著作的责任编辑周振甫的书来读。周先生对钱先生的博识多闻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多部专著的前言里都会特意提及“钱先生的殷殷指教”（《中国修辞学史》），或者“引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作结”（《文心雕龙注释》），正文中更是多处大段大段征引钱先生的著作。
来而不往非礼也，钱先生也常把自己的未刊稿拿给周先生率先使用（比如《诗词例话》引钱先生《冯注玉溪生诗集诠评》未刊稿），并在自己的序言内赞扬、感谢周先生（如《管锥编·序》），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读了大部分周振甫的作品后，我开始找曾向钱先生投书请益者的书来读，例如张隆溪教授的书。张先生的代表作《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直接受到钱先生的名著《管锥编》的影响，他的近作《中国文学史》对钱先生的评价也很高：“钱锺书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如此这般读书，我美其名曰：爱屋及乌式读书法。“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的延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