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当记者。是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派记者老叶来哈尔滨，需要我们记者站派两个人配合，一起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采访。
我、同事小周、老叶，身背当时颇为少见的微型录音机出发了。老叶是江西人，口音挺重，我和小周听着挺费劲，直呼他“老表”。我们从哈尔滨几经辗转，才到达采访地新巴尔虎右旗。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一位知青，其所在的青年点只有几顶帐篷，没有办公室，因此我们的录音采访是在草垛围起来的“草房”里进行的。
采访结束后，返程成了问题，此地既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联系不到车辆。青年点的负责人是一位天津女知青，她四处找车未果，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我们决定徒步穿越草原，步行到满洲里，然后从那里坐火车返回省城。
当时，我们都三十出头，风华正茂，没有一丝胆怯，草草吃口早饭，便起程上路了。刚开始我们还有几分亢奋，一路高唱《草原就是我的家》，渐渐地，我们有点体力不支，行进的脚步也放缓了。当太阳即将下山时，蚊子和蠓虫成群结队袭来，驱之不散。我们把头和脸用毛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再用青草绕扎裤腿，在齐膝的草地上奋力前行。此刻，“花的原野”的浪漫情怀荡然无存。一直走到晚上8点多钟，我们仍未走出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一天水米没沾牙，肚子饿得咕咕叫。不知又走了多久，前方有隐隐约约的灯光闪亮，我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顿时欢呼起来。
这也是一个青年点，知青皆来自天津，见到我们犹如见到家里人一样。几个男女青年，立即生火为我们做饭。他们做了热汤面，由于没有青菜，这群孩子便把一个小倭瓜切成片，放进锅里。我们席地而坐，每人端起一大碗面条，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全然不在乎落在汤上的一层蚊虫，吃得无比香甜。
我们在帐篷里住了下来，和衣而卧。这一夜，我久久未能入眠。这群远离家乡的十八九岁小青年，无怨无悔自愿扎根边疆。唐山大地震刚刚发生，波及天津，这里交通闭塞，通讯全无。虽然他们不知家人是否安全，但无一人离开青年点，何也？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