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韩偓在七言律诗《此翁》中有云：“岩光一唾垂纟委
紫，何胤三遗大带红。”大意是说，南朝隐士刘岩和何胤不屑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何胤采取的方式是“三遗”，也就是三次拒绝接受代表高官身份的大带红。而刘岩采取的则是更直接、更暴力的方式“一唾”，也就是吐了一口唾沫。
韩偓是少年神童，也是李商隐的外甥。李商隐曾将刚刚十岁的韩偓比作南朝诗人何逊，说雏凤的鸣声一定会比那老凤更为清亮动听。《此翁》作于韩偓晚年，此时历经政治起伏后心灰意冷的他，已经淡薄了仕途名利，厌倦了官场斗争。于是便借刘岩、何胤拒官隐居的故事，来表达自己“高阁群公莫忌侬，侬心不在宦名中”的心境。
司马光有首诗叫《和王介甫烘虱》，其一句说：“腥烟腾起远袭人，袖拥鼻端时一唾。”表面上来看，大意是虱子的腥臭味道弥漫开来，人用衣袖捂住鼻子后忍不住打喷嚏并吐了一口唾沫，实则暗讽王安石（字介甫）不修边幅的生活习惯——历史上关于王安石邋遢不洁的逸事确实不胜枚举。
宋代史料笔记《石林燕语》说王安石“不善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他的几个同事看不下去了，于是和王安石约定每两个月洗一次澡，新衣服也由同事们轮流供给。烘虱就是因为“经岁不洗沐”，衣服上的虱子太多，干脆把衣服脱下来放在火上烤。
彼时恰逢王安石变法改革，而司马光则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司马光在诗中以戏谑的语气调侃王安石不讲卫生，招来满身虱子，以至于“通夕爬搔不能卧”。实际上是在挖苦讽刺他独断专行和不计后果的变法，借虱子说他用的人都是“虚肠不免须侵人，肯不夷齐甘死饿”。而司马光前面写的“袖拥鼻端时一唾”，也表明自己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其实就是捂住鼻子，再吐一口唾沫。
南宋抗金大臣郑刚中更是喜欢用“一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先后创作了“一唾闲名归酒盏，万钧清思入诗怀”“块然危坐得佳处，万事人间一唾轻”等诗句。到绍兴议和时，郑刚中累官至四川宣抚副使，治蜀颇有方略，“如伏熊之临西”。但他后来因为得罪秦桧，被打击迫害而死于广东封开县贬所。他的这些“一唾”大多源自于心灰意冷之后，感慨平凡生活的珍贵以及浮华生活的虚幻。
和郑刚中不同，文天祥的“虎牌毡笠号公卿，不直人间一唾轻”，则是骂人不带脏字，暗讽侵略者的。这句诗出自《唆都》，描写的是腰悬“虎牌”、头戴“毡笠”的元朝“公卿”唆都。当时（1275年）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应约去谈判却被扣押，唆都就是派来看守文天祥的军官之一。带着对侵略者的无限鄙视和轻蔑，文天祥把他们生动地写进了诗中。
古人的“一唾”，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韩偓“一唾”之后，退隐于福建南安报恩寺，自号“玉山樵人”。司马光“一唾”之后，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而被文天祥“一唾轻”的唆都则被孤军抛弃在交趾，最终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