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研究史上，现代学者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学术著作。
程树德，字郁庭，福建闽侯（今福州）人，1877年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举人，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回国后通过留学生授职考试，赐法政科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他长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执教。
程树德十岁丧母，孤苦无依，但他很有志气，在困境中发奋自学，博览群书，熟读经史，常常通宵达旦。任教之后，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他勤于笔耕，写了大量法学著作，比如《中国法制史》《法律原理学》《宪法讲义》《九朝律考》等。法学界认为，程树德是我国近代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九朝律考》和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一起，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论语集释》是程树德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共计四十卷，内容分为考异、音读、考证、集解、唐以前古注、集注、别解、余论、发明以及按语十类。其中，唐以前古注部分，收录了汉末至唐代共三十八家《论语》注解，旁征博引，包罗宏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和极大的便利。
在《论语》注疏方面，历来有所谓“汉儒”与“宋儒”之别。汉儒注重名物训诂、文字异同，宋儒则注重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不拘泥于训诂上的细枝末节。程树德认为，“义理而不本于训诂，则谬说流传，贻误后学；训诂而不求之义理，则书自书，我自我，与不读同。二者各有所长，不宜偏废”。秉持这一原则，他在选材时摈弃门户之见、宗派之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体现了科学、客观、公正、严谨的治学态度。有学者指出，《论语集释》“搜罗繁富，训诂详明，是《论语》注释的集大成之作”。这个评价，程树德先生当之无愧。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论语集释》是在日寇侵华、北京沦陷的艰难时世中，锱铢积累，历时九年而完成的。1933年，程树德罹患血管硬化症。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南迁，程树德失去教职，经济来源由此断绝。在日伪统治时期，由于缺医少药、生活无着，程树德的病情日益恶化，终至瘫痪。然而，正是在如此恶劣的境遇之下，他以“目难睁不能视，手颤抖不能书”的病弱残躯，坚持口述，并由亲戚代笔，在生命临终前两年，完成了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皇皇巨著。
在《论语集释·自序》中，程树德写道：“夫文化者国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倾向，教育者立国之根本，凡爱其国者，未有不爱其国之文化。思想之鹄，教育之程，皆以是为准。反之，而毁灭其文化，移易其思想，变更其教育，则必不利于其国者也。著者以风烛残年，不惜汗蒸指皲之劳，穷年矻矻以为此者，亦欲以发扬吾国固有文化，间执孔子学说不合现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国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废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
程先生的这段夫子自道，首先指出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提醒人们务必警惕侵略者的文化灭绝政策，其次则表明文化自信的立场，以身作则勉励国人坚守和发扬“吾国固有文化”，不要做出“舍本逐末、徇人失己”之类的亲痛仇快的事情。
身处日寇的铁蹄之下，深陷贫病交加的窘迫之中，先生所念念不忘者，乃是民族文化的兴亡与传承，并身体力行，矢志以学术报国，这是对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最好诠释。
正是众多这样的坚忍不拔之士，挺起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