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北京城大小茶馆里，很多人在谈论着与日本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从去年打到此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局势很糟，但人们还没那么悲观，因为陆地战场上两军仍在鏖战，胜负未分。密切关注战争局势的群体里，有很多是参加会试的乙未科考生。三月下旬，结束会试的举子们等待发榜时，远方传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在日本马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内容触目惊心。
噩耗传来，士子群情激愤。三月二十八日（公历4月22日），一份由康有为执笔，十八省举人响应，1300余人连署，长达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横空出世，内容是针对甲午战争失败现状，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风雷激荡的革命序幕由此拉开。
怒潮兴起之初，有一位叫雷飞鹏的湖南籍举人正为上书请愿之事积极奔走。满腔悲愤的他或许还不知道，此后三十年的人生历程，都将与中国近代历史每一次重大变革紧密关联。雷飞鹏，字筱秋，湖南嘉禾人，生于同治二年（1863），师从康有为，光绪癸巳年（1893）举人。当他在北京振臂疾呼时，他的几位湖南籍同志也正在以实际行动呐喊出变法的先声。
暴雨将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危难之际，士子们挺身而出，直言谏诤的举动也带动了许多官员加入，纷纷发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十，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边宝泉、护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江西巡抚德馨等七位督抚联名致电北京总理衙门，主张展期换约，请强国出面干涉。名列其中的谭继洵是湖南浏阳籍官员，也是著名变法志士谭嗣同的父亲。
谭嗣同锐意维新，与父亲谭继洵意见常不合，但在光绪二十一年“七督抚通电”事件后，光绪帝于当年闰五月上旬及下旬前后两次发布上谕，要求中外臣工“图自强而弭祸患”，讲求实务，释放出变法维新信号。谭继洵开始积极拟定奏疏，请求变法、变革科举等，这些奏疏的内容，基本都是由谭嗣同草拟。恰在此时，谭继洵又接到一份文书，两位上书者是谭嗣同的好友，也是湖南浏阳人，一位叫唐才常，一位叫刘善涵，他们请求官府支援在浏阳建立格致书院。目前书院因为购置书籍仪器等经费困难，希望谭继洵捐廉以为倡导。对此，谭继洵“深韪是言，慨然允许”。
正是这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雷飞鹏、刘善涵等一大批湘籍维新志士，心怀变法强国的理想，一路乘风破浪，携手步入戊戌年（1898）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
去留肝胆两昆仑
新算学馆在浏阳设立前不久，长沙已建立了一所新式学堂，它就是今天湖南大学的前身时务学堂，也是清末维新运动期间湖南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1897年1月，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请建立新式学堂，很快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2月，回到湖南的谭嗣同在陈宝箴支持下也深度参与到学堂筹建工作中。为加强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他推荐唐才常、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人士前往任教。
时务学堂的出现，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两个月后，谭嗣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下，被光绪帝征召入京。随后与林旭、刘光第、杨锐一同被光绪帝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成为推动变法的核心力量。
谭嗣同赴京任职时，双方政治斗争已接近白热化，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密谋废黜光绪帝，扑灭新政，政变一触即发。当年9月下旬，谭嗣同密会袁世凯，希望争取到手握兵权的袁世凯，让其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以保证新政顺利推行。然而，这孤注一掷的计划却被袁世凯出卖给上司荣禄，又由荣禄密报慈禧太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很熟悉，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成为通缉对象，变法失败。一时间全国各大城市风声鹤唳，康有为、梁启超等大量维新派核心逃亡海外，唯有谭嗣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直到一切努力失败后，他仍拒绝逃亡，在北京浏阳会馆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出那段荡气回肠的遗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题下这首诗，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生命进行最后一次反抗。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高喊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殉道的先觉者
变法期间，谭嗣同深知凶险，为不牵连家人，他模仿父亲笔迹写了一封训斥自己不忠、不孝，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信，加上此前父子间就有不同意见，这些物证将谭家受到政变的波及减到最小，谭继洵仅被连坐革职，勒令回籍，几年后在浏阳病逝。谭嗣同的遗体于1900年6月归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今浏阳荷花街道嗣同村）。墓冢用小圆扁石砌面，青石板围护，墓碑上刻“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为纪念先觉者谭嗣同，在浏阳建谭嗣同祠，祠堂横匾“民国先觉”为梁启超亲自题写，横匾至今尚存浏阳市谭嗣同纪念馆（谭嗣同祠）。
变法失败后，维新志士或就义、或逃亡，原来维新派色彩浓厚的时务学堂也于次年改名求实书院，维新派的雷飞鹏一度上了通缉名单，所幸未祸及。此后，他返还湖南故乡，闭门谢客，只在家教子侄读书，消遣时日。昙花一现的变法让雷飞鹏在苦闷中意识到，指望清廷自己改革来救国的路线完全行不通，必须寻找其他路径。积郁、彷徨之际，他结识了当时致力于新学的谭人凤（湖南新化县人），通过他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理念。
戊戌变法那年，唐才常也准备起身前往北京参与变法，但行至汉口时，变法失败的消息传来。他随即逃亡日本，在这期间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皆有接触。唐才常与谭嗣同都属于维新派中翘楚，二人都师从欧阳中鹄，深受王夫之学说影响，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某种意义上说，唐才常后来所做的，也是谭嗣同未竟之事业。
1898年冬，唐才常秘密回国，组织了自立军，全军分五路，入会者达10余万人。唐才常自任自立军总司令，设总机关于汉口。七月上旬，自立军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召开“中国国会”。
“国会”召开后，自立军五路人马分头布置，确定七月十五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但这时负责提供革命经费的康有为方面却出了问题，海外汇款迟迟未到，导致原定起义日期一再延期，清政府很快听到风声，在长江沿岸实行戒严。形势危急，各地自立军自行其是，仓促起义，结果迅速被张之洞率军扑灭，包括唐才常在内的自立军首领几乎全部被捕。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
辛亥大风暴
自立军起义虽以失败告终，但这次举事影响颇大，更重要的是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迅速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革命思想发展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这段时间里，雷飞鹏在谭人凤的影响下，彻底完成从维新派向革命党的转变。1902年，雷飞鹏在上海经谭人凤、章炳麟介绍加入兴中会。几乎在雷飞鹏踏上追随孙中山革命之路的同时，1903年4月，沙俄毁约拒不撤走侵占我国东北的军队，还向清政府提出7项无理要求，引起全体中国人的公愤。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秦毓鎏、叶澜、钮永建等组织500余名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同时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这份请战书有200余人签名参加，其中有一位29岁的湖南籍留学生将成为清末革命党领袖中，影响力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他叫黄兴。
黄兴，字克强，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位于今长沙市长沙县的黄兴旧宅已原址扩建为黄兴故居纪念馆。1903年的拒俄运动里，黄兴对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有深刻认知，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同年，黄兴回国筹备革命事业。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大家公举黄兴为会长，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掩人耳目。他们拟定次年秋季，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发动起义。可惜因起事计划泄露，清廷对革命党展开围捕，黄兴被迫流亡日本。
对黄兴而言，这次流亡最大的收获，是在日本结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革命理念深表认同，大力支持孙中山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策划并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此役惨烈异常，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冒着枪林弹雨与清军鏖战。清军巡防营以优势兵力对革命党进行残酷围剿镇压。作战中，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他强忍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战况极惨烈。遗憾的是，这次起义还是因寡不敌众失败，大量革命党精英牺牲。
黄兴负伤突围后到香港养伤，随着中部同盟会的成立，黄兴开始考虑中部革命的可能性。此时雷飞鹏已成功进入敌人内部，成为一名清朝官员，奉命前往东北任职，但他的另一层身份是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队的主要领导人，将革命火种从湖南带到辽东。辛亥年（1911）前后，两湖地区革命思潮如火如荼，湖南籍的革命英杰更是英雄辈出：湖南浏阳人焦达峰、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蒋翊武、湖南醴陵人程潜、湖南邵阳人蔡锷等都已在为迎接革命浪潮紧锣密鼓地准备。这次决定时代命运的地点是邻省湖北的武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清王朝的丧钟，起义军攻占武昌城内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汉口鏖战之际，黄兴率军赶到支援，起义军连连告捷，在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鼓舞了全国革命士气。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它引起连锁反应，让中国震动。湖南在焦达峰策划下首先响应，于1911年10月22日发动起义，兵分两路攻入长沙城内，占领了谘议局、军装局（军火库）和巡抚衙门，起义迅速获得胜利。10月30日，在云南任职的湖南籍将领蔡锷、唐继尧等人也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因这天是农历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全国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几乎都能看到湖南籍志士的身影。
辛亥浪潮风起云涌之际，雷飞鹏所在的东北地区革命却一度遭到镇压，连他自己也成为被通缉的对象而被迫逃亡。虽遭此迫害，但雷飞鹏为顺利推动东北地区的革命，于1912年1月冒杀身危险回到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涌现出无数湖南籍志士，谱写出无数英雄壮歌。跟无数殉道者相比，雷飞鹏是幸运的，他见证了变法浪潮、亲历了革命风云，也曾亲冒杀身风险参与其中。辛亥革命成功后，他继续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晚年回到湖南从事文化事业，得以善终。而他一生的经历，也正是清末民初那段激荡岁月里，无数湖南籍革命志士的缩影。
湖南革命爆发时，有一位来自湘潭韶山的青年投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当得知清朝灭亡后，这位青年决定离开军队，继续学业。然而曙光并未来临，北洋军阀以“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孙中山、黄兴再次举起革命大旗，失败后再度被迫流亡；辛亥元老蔡济民发出“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来假共和”的悲叹。民国初年的三湘大地未得半刻安宁，长沙城头悬挂的十八星旗早被血雨浸透。再后来，督军张敬尧在湘江两岸架起机枪大炮，对湖南人民展开暴虐统治，湘潭米市的算盘声里混着军饷账本的贪婪与血腥。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有人呐喊，有人彷徨。1918年，那位韶山青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踏上前往北京之途。不久后，他将与同志们一起迎接觉醒年代。
周渝（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