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在朝中担任左拾遗，他频频上书言事，直言切谏，指陈时弊。那个时期，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王朝已辉煌不再，百孔千疮。白居易的谏言有的被采纳，有的被弃置，但其率真的行为方式却让唐宪宗李纯不太高兴。
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一次，唐宪宗对中书侍郎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靠我的提拔才获得了现在的功名、地位，如今他竟然对我如此无礼，我实在是难以忍受。”李绛回答说：“白居易之所以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事无巨细地一再向陛下进言，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当初破格提拔的恩情，绝不是轻视陛下！”
李绛认为，白居易的举动恰恰彰显了他的赤诚之心。他劝谏唐宪宗转换思路，以开阔的胸襟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所幸李绛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善恶，没有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若非如此，白居易恐怕难逃责难。
唐宪宗的想法属于典型的矜功伐善，自以为是。这令人联想到现实中类似的存在：一些人因曾施惠或行善，便念念不忘，动辄以“恩主”自居，固守于臆想的道德高位，潜意识里认定他人亏欠自己。他们混淆了善行的本质边界，要求对方全盘接纳其意志，否则便斥之为“忘恩负义”。
这是认识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