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的创作，与早期大不相同，其作品主要包括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其中耕堂读书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孙犁先生早期创作中少有，仅看孙犁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本书《曲终集》，读书记便占大多半。
之所以有这样显著的变化，孙犁先生说：“此关天意，非涉人事。”所谓天意，我认为是时代变化使然。与早期的白洋淀风格相比，孙犁先生衰年变法，表面看是文风之变，其实含有时代衍变对文坛和文人影响的深刻痕迹。关心或研究孙犁先生晚年思想、心境与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可不察。
这类读书笔记，读的大多是古书，文风传承明人笔记一类，内容则涉及现实种种，言简意赅中绵里藏针，在当代文人晚年写作中极为鲜见。与眼下借历史一点儿由头铺排成文、像水发海带一般膨胀出的似是而非的厚厚大书，更是截然不同。
如今，人们一般更重视孙犁晚年的散文随笔写作，对读书笔记中的“书衣文录”解读较多，而对其他数量更多的读书笔记，研究少矣。这类文章涉及大量古代典籍，既需要一定的古文学养，也需要更多的耐力，方可认真读下去。
孙犁在《曲终集》一书的《耕堂读书随笔》中，有一则写于1990年读《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的笔记，写到与司马相如同期步入官场并都曾经“尤亲幸者”，如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等人，最后下场均不好，有人还被杀。这是因为他们在皇帝面前的表现各不相同，唯独司马相如能够全身而退，这确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司马相如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孙犁先生给出了三点原因：一是司马相如有能力，如出使巴蜀，替汉武帝完成任务；二是司马相如“常称疾避事”，躲过是非祸害；三是司马相如“不慕官爵”，常闲居在家。
孙犁先生下面有这样一番议论，属于借题发挥。他说司马相如“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孙犁先生这番话，似乎是在说自己，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远离官场，一直在报社供职，身处众人领导之下，自己只是那串糖葫芦最下面的一粒山楂。他甘愿做这样的一粒山楂。
接下来，孙犁先生还有一番很有意思的议论，他说司马相如“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如此能上能下且多才多艺的全能型，也不是当今文人能够做得到的。
关键是，相如不仅“不慕官爵”，还不把自己所写的著作当回事。《前汉书》中说：“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司马相如竟连一本自己撰写的著作也无意留存于世，这样的风格，既淡泊于利，又不屑于名，就更是如今一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文人难以企及的了。
对司马相如这般名利就在面前却偏偏掷于身后的风骨，对于今天文人的价值和意义，孙犁先生是重视的，也是他读《前汉书》这则《司马相如传》的重心所在。在同一篇《耕堂读书随笔》中，有读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的另一则笔记。孙犁先生在文中说过这样一番话：“人一旦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
这便是文人致命的软肋了，难脱名利之累，再有意去伸长脖子、张大嘴巴争抢上钩，便易惹命运之祸。所谓祸，孙犁先生指文人热衷于官场所致。文人热衷官场，是因为官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诱惑的曲径通幽，可通禅房花木，却也容易通向危险之境。于是，“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
自然，这是孙犁先生多年以来目睹文坛与官场两界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读古书时情不自禁对现实的关注与感喟。所以，他才会对司马相如这般曾经涉足文坛与官场两界而能全身而退的人物赞赏有加：“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面对古人司马相如，这是孙犁先生的自省，也应该是所有文人的镜鉴。
今天是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的忌日，谨以此文略表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