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的科幻小说《神笔》刊发于2025年第1期《科幻立方》，发表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相继转载。作者曾言，其写作过程中借助了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英文缩写，即人工智能）。而这篇小说的主体内容也是主人公因使用AI撰写科幻作品引发了各种神奇事件。可以说，《神笔》是对当下热点的有效文学反馈。它在提供了一种良性使用AI写作范本的同时，也让人对于AI在文学创作及出版过程中的表现，产生更多的认识与思考。
《神笔》的内容与AI的辅助
《神笔》借用了“元小说”的手法和“戏中戏”的形式。小说主人公陈啾凡即为叙述者“我”。“我”利用AI“神笔”写作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神奇事件，而这些事件与“我”用“神笔”写的那个故事有关。故事与现实互为镜像，如同量子纠缠，“我”追随故事的脚步，展开了更为辽阔而狂野的想象……
小说中，“我”在创作关于科学家维纳的科幻小说时卡壳了——“戏中戏”小说的语境中，量子力学还没诞生，但科学家们想做的机器需要量子力学的支撑。这时，朋友推荐的被称为“神笔”的AI引出点睛人物道士劳乃宣，帮“我”突破瓶颈。但接下来“神笔”参与创作的故事改变了“我”所在的历史和现实。“我”最终交给编辑的版本和“我”记忆的版本不同。“神笔”编造的故事之所以有这个能力，皆因故事内容关乎探索宇宙存在本质的科学。
在“我”的小说（即“戏中戏”小说）中，“神笔”编造的故事，围绕着科学家诺伯特·维纳展开。维纳的奇遇引发其对人的意识与信息以及存在形式的关系思考，最后维纳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完成了“维纳-劳-冯·诺伊曼”计算架构理论。劳乃宣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和精神，是帮维纳们完成相关理论的关键人物。他如同神仙，可穿越时空，会穿墙术，能隔桌取物。劳乃宣的出场，将东方古老的《易经》《道德经》的智慧和量子力学联系在了一起。在劳乃宣的点拨下，冯·诺伊曼通过道家的修炼，认识到纯粹理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信息裂缝”；维纳借助《道德经》体悟到“控制论并非为了控制，而恰恰是为了实现对控制的抵抗与消弭”……应该说，是“神笔”AI让一帮名人神聚一场，并让古老的东方智慧与前沿科技实现完美对接。“戏中戏”的小说，从一开始的“玄幻大乱炖”状态至让一般读者能感到中国传统的“道”与量子力学的某种隐秘联系，可谓血肉丰满，可触可摸，让人惊叹……可以说，《神笔》这篇科幻小说对于“AI文学”命题的探索，是走在当代作家前列的。
《神笔》的创作就借助了AI。陈楸帆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为什么我改变了对AI写作的态度》中称：“我的新短篇《神笔》便是与DeepSeek进行‘逆向’共创，从它的思考过程而非最终结果来获取灵感，并突破思维惯性的产物。”我们看到，其创作是从AI的“思考过程”，即从AI故事生成的线路和其情节走向来找寻灵感。应该说，小说中所谓“神笔”生成的故事，大都是陈楸帆借鉴AI的思路后自己创作的，它只在文本形式上用不同于正文的字体标识，表现为由AI生成。——其实，并非真有一支“神笔”帮作者生成了相应的文本。显然，这与一般人尝试用AI写作有很大不同。
现在有些人用AI写作，就是直接使用AI生成的文本，比如，用AI写一篇学生作文，让AI帮忙写一篇发言稿、证婚词，或让AI生成一则表扬自己某篇诗歌的小评论，等等。如此使用AI，到底对不对，会不会有潜在的隐患？小说中的“我”使用“神笔”后，即因污染数据而引起历史与现实的混乱。这一结果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面对AI？
学会正确使用AI辅助写作
德国媒介理论家基特勒认为：“在机械复制和数字复制的时代，文学的命运要么是媒介内部的自我封闭，要么是媒介之间的顺应服从。”AI来袭，对于这种新事物、新技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要明白，AI的本质就是在大数据基础上、在算法程序下的一系列排列组合。所以，像格式化、套路化的应用文乃至中小学生作文写作，都在其算法之中，可以说立等可取。但对于创造性很强的文学创作，它会败给优秀的作家。李开复和陈楸帆合著的《AI未来进行式》第24页中人脑与AI“脑”的对比表中，明确标明人类擅长而AI不擅长的有抽象概念、分析推理、常识、洞见和创造力。然而，AI被“饲喂”后生成的故事的走向或某个情节或细节，会对作家有所启发。就像小说中“神笔”给“吐”出的道士劳乃宣，便给“我”以启发，而《神笔》本身也是作者陈楸帆与DeepSeek进行“逆向”共创的。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如果说，书籍与报刊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短视频是人的各种感官能力的综合延伸。那么，AI对于文学写作的助力，则是人的大脑的思考能力的延伸。它像作家的另一个大脑，可以跟作家“对话”——AI虽然掌握不了创作方向，亦非文本主宰，但可以忠实地为作家提供故事的各种可能走向，激发作家的创作灵光。所以，这或许预示着，以后的文学创作，作家无需再单打独斗——AI会与作家并肩作战。
当然，在新技术面前，如何选择和应对，是每位作家自己的事。现在许多作家面对AI时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人定胜机”论和惧怕被AI取代的技术批判论，是一种源自集体无意识的对于既定习惯的依恋和对暂时无从把握的未来的恐慌。其实，危机和恐慌，源自人的想象。AI输出的只是大数据中的一系列排列组合，它没有判断力、审美力，无法确定它生成的哪一篇最好；只有作家依据文学敏感力去提取有益元素，为己所用，AI才具备意义和价值。说到底，文学来源于生活，思想和智慧也来自生活，文学创作永远以生活中人的所思所感为基础，而AI只是基于大数据的算法，在作家指令下生成文本，给作家提供某种借鉴而已。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才是文学写作者使用AI的正确打开方式。
AI给文学编辑带来的挑战
如今，在AI助力之下，文学写作、新闻及出版等领域的生产有望如虎添翼。比如，像陈楸帆，借鉴AI的思路，创作出艺术水准更高的小说；比如，出版策划方面，基于大数据信息集成的特点，AI可为策划者提供有效信息，助力于选题策划；再如，新闻报道方面，AI可以根据报道对象，为记者贡献采访提纲和角度，供人参考。这些都是出版人对于AI的有效应用。
在文学领域，AI的介入，让文学创作多了一个帮手，同时也给文学编辑带来了一些挑战——即如何辨别一篇文章，是作者原创，还是作者直接借助AI生成的文本。窃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文学编辑一方面要加强自身文学素养，多看优秀文学作品，多了解文学常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使用AI，感受完全由AI生成的文本特质，摸索和总结AI生成与个人原创的区别，以期培养“一眼假”的专业判断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AI生成的文本，有可能出现张冠李戴、子虚乌有或对前沿学术信息把握不准的情况。据新华社5月22日报道《美国：AI编书单 过半书籍子虚乌有》，美国某媒体发布了一个书单《夏季最佳读物指南》，后被指出该书单超过一半的书系子虚乌有。书单撰稿者承认使用AI编纂了书单，且没核实信息。撰稿人连书都没看，就让AI瞎编书单，这显然是不称职的。再如下面这句话：“梅娘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文学的代表人物，曾与张爱玲并称‘南玲北梅’。”许多AI都认为其表述无误。但其中“南玲北梅”的说法实则有待商榷。此前，有些学者质疑当时并无这种提法，它只是个别学者和当事人追加的说法。但个别学者也没拿出让人信服的确凿证据。这一争论的结果，则显示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权威性著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其2000年前后的版本，在介绍梅娘时，还有“南玲北梅”的提法，但最新版本中相关提法已经删掉了。
不得不说，AI直接生成的散文、诗歌等，具有较为明显的“AI风格”。比如，散文中粉饰性修辞过多，感官呈现多以视觉为主；单句看似完美，整篇文章缺少代入感，没有人的思想与情感的灌注；等等。假如让AI生成一篇讲述天津人过年的散文，它呈现出来的就是天津卫过年民俗的叠加与串接；因缺少创作者情感的渗入，过年的激情和兴奋劲儿，难以传达出来。另一方面，AI写诗歌已超越了很多人——古诗自不必说，AI超越了绝大多数“老干部体”，至于现代诗，AI作品尽管还有机械气、宇宙风的痕迹，但有些确实很难让编辑辨别出作者是人还是机器。比如，2017年首部人工智能创作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其中有些诗作，其创作主体是人还是机器，让人很难辨别。这给诗歌编辑出了很大的难题。
另外，迭代后的AI还可生成某作家风格的文字，这给文学原创伦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美国小说家莉娜?麦克唐纳就被指出，其新作《暗渊学院：第二学年》中有使用AI的提示词：“重写这段文字，使其更符合J.Bree的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超自然元素之下有更多的张力、坚韧的底色和原始的情感潜台词。”这显示作者让AI模仿J.Bree写了一段文字。这种行为是否涉及侵权，尚无定论，但它给文学原创无疑带来了巨大冲击。
笔者认为，面对AI对文学创作与出版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当下可行的应对之策有两点：一是创作者自律，守住原创底线；一是作家在使用AI时，对AI生成的文本，只参考借鉴，不“搬运”，更不能掩盖AI参与写作的事实。文学创作者都应该谨记，毫无底线地使用AI，不仅是对文学原创的破坏，更是对文学生态和出版生态的破坏。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