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从北方的秦、齐、晋、冀到南方的吴、浙、湘、赣，每个省份都有一个颇具特色的简称。而在各地方文旅的宣传中，往往会在省份之前加上一个别致的数字用以修饰，比如陕西为“三秦”，湖南为“三湘”，福建为“八闽”，山西为“三晋”等，表达着各省内部统一而又多元的文化内涵，这些附着在省份简称之前的数字都是从何而来呢？
由分封开启的北方故事
三晋、三秦与三齐？
春秋战国时代，周初分封的各大诸侯国在中原地带纵横捭阖，姜太公后裔的封邦齐国、周武王后裔的封邦晋国与嬴姓后裔非子的封邦秦国先后称霸黄河流域，为一时之雄主，进而奠定了后世两千多年三国统治核心区域的政治地理称谓基础（山东为齐、山西为晋、陕西为秦）。
晋国早期发端于翼、绛之间（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早期晋国因汾水流域的富饶土地与食盐资源（今运城盐池在古代为中原重要的食盐资源生产地）而快速兴起，成为周朝在东方的重要肱骨，还曾随周宣王讨伐条戎、奔戎，不断向东方拓展领地。而随着晋国疆域的扩大，长幼分封的失序造成了内部的分裂动乱，以次子分封于曲沃的晋曲沃武公一脉反噬长子一系成为晋国统治家族（即曲沃代翼），后世晋献公又因惧怕重蹈覆辙，将曲沃一脉旁系诸公子们全部诛杀，史称“灭桓庄之族”。大量的内乱杀戮导致晋国公族凋零，从而迫使晋国开始大量任用册封异姓卿大夫，比如把耿地（今山西河津）赐给了嬴姓赵夙，把魏地赐给了毕万（山西省芮城县）。到著名的晋文公时代以后，晋国最重要的六卿被狐氏、先氏、郤氏、胥氏、栾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掌控，为晋国的彻底分裂埋下伏笔。
到公元前438年，实力最强的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剩余土地。赵国取得了汾河上游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北及河北中南部地区，韩国取得了包括平阳在内的晋东南一隅及豫西地区，魏国则将包括安邑（今山西运城）在内的晋西南及豫北豫东一带收入囊中，形成了著名的三家分晋的局面。战国七雄争霸之际，因为韩赵魏三国皆脱胎于晋国这一母体，且早期政治中心都在晋国腹地，并时常组成攻守同盟，因而习惯被其他国家统一称为“三晋”，如《商君书·徕民》便提到：
“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三晋作为地名是指韩、赵、魏三国故地所在的广大区域，而随着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逐渐因地理原因在政治文化上与太行山以西的晋国核心区域相剥离，三晋的区域概念逐渐向西缩至今山西一带。司马昭因其封邑郡国皆在山西境内而建国号为晋，五代石敬瑭同样以山西起家而建立后晋，晋与山西核心区域日益绑定，最终演变为山西省唯一称号。与此同时，三晋也逐渐变成一种对山西多元地理区域的泛指而非具体数量划分，大致是指赵国当年占据的晋北（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与晋中（太原盆地及其周边区域），韩国占据的晋东南（长治与晋城两大盆地）以及魏国占据的晋西南（临城与运城两大盆地）。
随后也就有了唐诗中“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的描摹，有了明朝于谦《暑月将自太原巡汴》中“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这一对山西地理位置的习惯性雅称。
“三秦”与“三齐”的称谓来源要比“三晋”晚一些，其出处来自秦末乱世的分封。作为各路抗秦义军的实质领袖，项羽在进入关中后违背了当年楚怀王雄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故意将先入咸阳的刘邦改封为汉王，都南郑，辖汉中及巴、蜀之地，意图以秦岭蜀道的闭塞来困弱刘邦。而项羽本人却思归楚地，不愿意留居关中，于是在自封西楚霸王的同时，将在巨鹿之战后归顺项羽的章邯等故秦将领分封在关中的秦国核心领域，作为遏制刘邦东出的军事屏障。
项羽分别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西安市长安区），管辖咸阳以西的关中平原以至于陇右一带；又封故秦长史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辖咸阳以东的关中平原地区；最后封故秦都尉董翳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辖秦上郡所在的陕北地区。如此一来，秦国的关中故地最终为三个秦人降将所占据，也就奠定了所谓“三秦”名号的来源。
随着关中地理空间在元代的扩大，原本属于川蜀的汉中一带被纳入陕西行省的行政区划中，“三秦”一词也开始指代陕西的地理区域，成为陕西省的代名词。“三秦”也可以从北向南分别代指位于黄土高原的陕北、历史文化厚重的关中平原以及秦岭以南气候湿润的陕南地区，形成了当代的三秦文化格局。
“三齐”这一名号同样出自项羽的大规模分封。项羽称西楚霸王号令天下之际，对曾经强大的齐国故王室田姓也心存忌惮。早在陈胜吴广起义时，齐人田儋就以其在齐国故地的影响力平定齐地自立为王，尽管不久田儋在与秦军的战斗中牺牲，其从弟田荣又辅佐田儋之子田市再定齐地，成为东方六国复国后裔中实力仅次于楚人的一支力量，也是唯一一支靠自身威望复国的原六国王族。
由诸田掌握的齐国故地紧邻彭城（今江苏徐州），这对建都于此的项羽来说简直如鲠在喉，所以他断然要将卧榻之侧的隐患分而治之。项羽将齐地一分为三，首先立跟随楚人入关灭秦的故齐王族人田都为齐王，都城设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随后又命自己的亲信齐王族后裔田安为济北王，都城在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将原来作为齐王的田巿向东迁徙为胶东王，都城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至此形成了最早的“三齐”。不过齐国三分的状态只在名义上延续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作为齐国实际掌权者的田荣对于项羽的战略分割马上做出回应，迅速击溃了田安、田都两个项羽的附庸，同时废除田市自立为齐王，完成了齐地的一统。
尽管三齐作为政治分区的存在较为短暂，但其与山东省的地理区块划分也存在着内部联系。毗邻济水的鲁西地区、作为齐国政治中心的淄博一带以及临海突出的胶东半岛作为齐地的三大区块线条，在秦汉以后数百年的政治区划实践中同样被反复采用。到唐宋时期，时人已经习惯于将山东整体呼为三齐。
南国风云
从山从水的独特称谓
相较于北方秦齐晋地的古老封国故事，南方的地名数字则出现得相对较晚。其中，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吴之地无疑代表江南精华之地，大概泛指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的核心领土，即今天苏南与浙江北部一带。西汉初年，这一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因而只宽泛地设置了一个庞大的会稽郡进行统一管理。而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与人口繁衍，这片广大地域的行政区划细分便势在必行。
据《水经注·渐江水》记载：
（东汉）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会稽）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今钱塘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
东汉时期将吴与会稽以钱塘江为界分立二郡后，三国时期占据江东的孙吴又在宝鼎元年（266）分吴、丹阳两郡九县置吴兴郡，治所在乌程县。“吴兴”之名即来自“吴国兴盛”之义，辖境相当于今天浙江省湖州市，最终形成了最早的三吴格局。而在《通典》与《元和郡县志》等唐代地理著作中也有另一种说法：“晋宋亦为吴郡，与吴兴、丹阳为三吴。”称吴郡、吴兴以及丹阳郡（今江苏南京市及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为三吴。这一说法将会稽排除在三吴之外，因为丹阳郡为南朝政治中心建康所在的京畿之地，是自孙吴延至东晋南朝以来金陵王气所在。
相较于三吴名称演变的清晰脉络，作为湖南雅称的三湘大地则相对扑朔迷离。探求“三湘”名号来源的关键，即“湘”一词何时从水名转化为区域的习惯性称呼。“湘”第一次作为独立行政区域出现即“湘州”，西晋永嘉元年（307），分荆州、江州两州衡阳郡、建昌、湘东、临湘、邵陵、营阳、桂阳、零陵等八个郡置，治临湘县的辖境恰好相当于湖南省湘、资两水流域。而关于“三湘”的最早说法又刚好出自东晋陶渊明诗句“遥遥三湘，滔滔九江”，两相印证之下，便知“三湘”的直接出处是两晋时起的湘州八郡之地，也就是仅限于洞庭湖南岸的湘中南地区，而不包括当时属于武陵、天门郡的湘西与湘西北地区。
而同一时代的地理环境巨变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东晋永和年间（公元4世纪中叶），荆江（长江中游）南岸形成景口、沦口二水，汇为沦水进入洞庭湖。洞庭湖由于承纳两口分泄之江水江沙，湖泊的淤积过程开始加速，形成大小不一的湖群，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一定面积的洞庭湖区域，形成了通达长江浩浩汤汤的大湖景观，也就为洞庭以南的“三湘”形成了具有实际地理区隔的标志。
因此，最初起于“湘州”的三湘，很可能是代指当时毗邻湘水流域重要郡城的支流，比如流经零陵郡的潇水、流经邵陵郡的资水与流经桂阳郡的耒（lěi）水，这三条支流最终与湘水干流汇聚，形成了两晋时期的“三湘大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日的“三湘大地”范围已然推广到了整个湖南省全境，主要以洞庭湖平原一带的长株潭一带为“湘中”，西部山地为“湘西”，南部临近南岭地区为“湘南。”
而在习惯的二三之数外，中国古代同样有更多数字出现在地名中。比如“四川”，我们熟悉的四川之名其实是山水交融的产物。最早的“川”字意为大河，进而又代指山间或高原上的平坦土地。四川之名最早源于唐代的剑南西川节度使与东川节度使之名。北宋灭后蜀便设置西川路，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数年之后又分西川路，置峡路（治今重庆奉节），也就形成了东西并立的川峡二路。咸平四年（1001），北宋朝廷又分“西川路”增置“利州路”，分奉节“峡路”增置“梓州路”，于是便形成了川峡四路或“四川路”，进而成为巴蜀地区的统一称呼。同时也有说法称成都，潼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取岷江、沱江、嘉陵江与金沙江等四大江（川）之名而称四川。
有四就有五，在江西、湖南与广东、广西四地交界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岭（山群），被称为五岭，由西到东排列，分别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这些山岭横亘在湖南、两广、江西之间，既是阻塞交通的自然天险，也隐藏着交通南北的战略要塞。自秦汉早期，分布于楚粤之间的这五个军事战略要塞就成为晓谕天下的兵家必争之地。
除了五岭，云南省亦有六诏之称。《新唐书·南蛮传》载：
“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嵩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
据陈寅恪的观点，“诏”是氐羌系民族语言中“王”的普遍称呼，与前秦童谣中的“苻诏死新城”直接相关，证明唐代这些少数民族很可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氐羌南迁有关。公元7世纪中叶，正值唐朝贞观年间，云南大理的洱海周边出现了六个庞大的诏（王）。
六诏之中的蒙舍诏（南诏），可能来自汉代哀牢族。《旧唐书·南诏传》说：
“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
蒙舍诏的始祖蒙舍龙开创基业的地盘，曾经是汉代益州郡的邪龙县。六诏中的最强诏始终在唐朝与吐蕃的争夺中稳站唐朝一队，获得了唐玄宗的鼎力支持，最终席卷整个洱海周边，定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晋爵为云南王，完成了六诏的统一，建立起南诏国。
在众多省份数字中，福建省的称号“八闽”最为复杂，其原因与地形关系密切。福建省全境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除东部沿海少数平原外，几乎全部被中西部两大山脉序列所分割。西侧的武夷山脉与闽中大山南北纵列分布，形成了众多关隘，同时阻碍了河流冲积平原的形成，从而将福建分割为十分破碎的多个区域板块。北宋时，福建称福建路，行政区划为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宋后升建州为建宁府，从而形成共八个州府级行政区划的格局，也基本可以与今天福建的地级市行政区划相对应。
无论诞生在纷飞战火中的“三秦”“三齐”，还是因山就水形成的“三湘”“四川”，抑或在东南经济腾飞中不断转圜的“三吴”，这些被赋予传奇历史文化印记的数字镌刻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赓续不断的文化血脉，缔造出中华大地上灿若繁星的地理文化诗篇。
王凯迪（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