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店街，现在一些年轻人说成“粮店儿街”，老天津人没有这么叫的。以往我隔三差五地经过那里，还常到街上的李叔同故居看一看，或做客于老同学家。有时因公务去区劳动局——当年这劳动局机关就设在粮店街上的一座老四合院。
粮店街的形成与海河、漕运息息相关。早年的粮店街北起北运河故道（今狮子林大街），南至兴隆街，在长达里余的河岸上，粮店一个挨着一个，河道上漕船首尾相接，粮船穿梭，一派繁忙。
海河“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绝无仅有的河海地缘之便，使得以三岔河口为轴心的海河沿岸成为天津最早的经济带和居民聚落点。清中叶，大批粮商涌至，粮店街便由此得名。其后，为了漕粮卸存和转运方便，在粮店前门形成的街道为粮店前街，后门形成的街道为粮店后街。
粮食的经销、转运为这一地区带来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而这莫大的商机又促发了经济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清代至民初，粮店街一带不仅出现了诸多与粮食相关的行业，经营其他行当的商号也相继产生。粮店后街大狮子胡同的“成发号冯家”，先是经营成发号粮店，号称天津粮食业“八大成之王”。冯家以粮业致富后，又开设了敦昌银号和敦义银号，财力相当雄厚。创业于清咸丰年间的“大口朱家”朱亦韩，开设永丰玉烧锅，其所需用的造酒高粱，常常沿着海河边成堆存放，盛酒的坛子难计其数。永丰玉生产的白酒和冬菜，不仅在天津本地享有盛名，而且远销南洋。粮店后街的德生堂和三义堂药店，亦享誉海河两岸及天津周围各县镇。旧时粮店街的老商户还有经营大米庄和包销英商亚细亚煤油的“谦益曹家”、另一家包销煤油的“公兴存罗家”、买卖草帽辫的杨家、经营麻袋的“麻袋王家”和后来开办河北蛋厂的乔家，等等。
后来，地处海河之滨的粮店街先后建起了会馆、书院、寺庙及公益设施。坐落于粮店后街中部的晋都会馆是山西籍客商在天津聚会议事之所。三取书院是天津建造年代最早的书院之一，清前期著名学者王又朴曾在此担任山长。粮店后街南头的大佛寺始建于明初，清末光绪庚子年后废庙兴学，改为了小学堂。三圣庵、地藏庵、泰山行宫庙等，也是这一带有名的庙宇。李世珍（李叔同的父亲）与吴汝纶是同年进士。李家是粮店街的老户人家，以经营盐业和开设桐达钱庄而发家，致富后在粮店后街的孙家胡同和小口河沿分别创办了“备济社”和“施馍厂”等慈善救济团体，被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
商贾云集也引来置业之风，粮店街的前前后后又形成了一座座具有北方民居特色的高大院落。在粮店街居住的官宦人家，除了有李叔同家族外，还有冯家、严家等高门大户。冯家在清代曾有数人在朝廷为官，其府第在粮店街一带被称为“冯家大门”。冯氏宅院的门口是虎座门楼，共计八个院落，每个庭院都是四合院，各院都附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跨院，跨院之间有便门相通。严府是晚清学部侍郎严范孙之族弟严台孙的宅第，严台孙能书善画，清末民初担任直隶省立图书馆馆长之职。听老人们说，当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到粮店街来都要下轿。笔者年少时曾到粮店街的一些住户家中做客，亲眼得见他们家中挂有御书福、寿大字，还有御赐物和李鸿章馈赠的礼物。
近百年来，粮店街人才辈出。弘一大师李叔同便降生在粮店后街陆家竖胡同2号院，青少年时代则生活在粮店后街60号田字形的大宅院内。这里正是他扬起人生风帆的地方。与李叔同同时代或稍前、稍后生长和活跃在粮店街的文化界、教育界、艺术界的著名人士还有王新铭、冯熙运、冯熙敏、冯孝绰、李采蘩、靳石庵等。徐耀庭是李叔同的近邻，曾任李家的账房先生，平生以研习书画篆刻为乐事。当年“少主人”李叔同常向他问艺。刘子良住在粮店街于家大院，系清末“移风乐会”会长，在其家中，他曾与我国话剧主要创始人之一王钟声共商戏剧改革。
漕运引发了经济的繁荣，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兴盛，这正是粮店街诞生与发展的轨迹，而这一切又都得之于海河的滋养和哺育。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漕运和盐业是天津崛起与发展的基础和根脉。从某种意义上讲，粮店街的历史是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成长发育的一个阶段缩影，也是封建时代海河经济与文化的代表。如今这里建有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街上的其他院落和老房旧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