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
颍州知州驾到，却没有仪仗，只有红莲翠盖簇拥着画船缓缓而行。这位知州大人为何无半点官僚盛气？盖因其乃欧阳修。他用一阕《采桑子》将酒樽斟满盛夏。在颍州时，欧阳修写下多篇以“西湖好”为首句的《采桑子》，这首“荷花开后西湖好”着实恣意洒脱。古人常忧“盛极必衰”， 此时的“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来日的“留得枯荷听雨声”。权德舆在《夏至日作》一诗中写道：“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而对于欧阳修来说，天上的星辰永无休止地转动，春夏秋冬不停更迭，这本就是人间常事，何必感慨叹息？
荷花开遍，正是夏意最浓之时。盛夏的光景于夏至这天开启，这一天也是白昼最长的一天，古称“日长至”。《恪遵宪度抄本》记载：“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韦应物有诗：“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夏至这天，在北回归线地区的“窥阳孔”甚至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自然奇观。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夏至后登上了连天观，因日长影短无处乘凉，写下“登台长早下台迟，移遍胡床无处移”的诗句。
火热是夏至最明显的特征，而这个节气的物候却恰恰相反：一候鹿角解，二候蜩（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角脱落、雄蝉鸣叫，古人认为皆因阴气初生；喜阴的药草“半夏”开始萌发出苗，因这时夏天已过了一半而得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夏，假也；至，极也。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此时，阳气至极而衰，故此古人在夏至时讲究进补。白居易在夏至这天，就回忆起在苏州时曾和刘禹锡一起吃过的“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自古以来，民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这一习俗源于古代祭祀，人们在夏至这天举行仪式，用面食来敬神，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之后，阴气渐生，黑夜渐长。张耒《夏至》诗云：“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这一番道理，作“荷花开后西湖好”的欧阳修必然明了。
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时值文坛积弊深重，“太学体”盛行，士子多以险怪奇涩之文标新立异。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修知贡举，痛排险怪奇涩之文，凡如是者辄黜。”——欧阳修对于这类文章一律淘汰。当时的读书人长久以来习惯于太学体，文章被摒弃后，他们纷纷聚集在欧阳修的马前喧闹，连巡街的士兵都无法制止。甚至有落第者作《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宅，咒其“早死”。然而欧阳修不为所动，坚持选拔“言理致用”之才。
21岁的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应试，“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欧阳修面对这份考卷大为惊喜，欲选拔为第一名。因当时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他以为此文出自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嫌，遂将其抑为第二。这场考试，北宋选拔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颐、程颢等三百多名进士，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史称“千古第一榜”。
在与梅尧臣通信时，欧阳修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信中“汗出”二字，既是对苏轼才学的震撼，亦隐含对自身地位的危机感。按照欧阳修对自己的预测：“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然而他还是豁达地为后人留下了“出人头地”的典故。
主动“避路”的欧阳修，恰如夏至的“鹿角解”——应时顺势，让旧角的脱落为新茸生长腾出空间。这正是文明传承中“舍我为后”的精神自觉，犹如阳极阴生的天道循环，今日之退让，将成就未来之辉煌。
一百多年后，元好问回顾宋诗的发展时，在《论诗三十首》其二十七中评道：“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诗中感叹了近一百年宋代文坛上单薄华靡的文风，直到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大力扭转局面才得以改换。“元祐诸人”即是苏轼、黄庭坚等人。元好问的诗印证了欧阳修“避路”之举对北宋文坛的深远影响。也正是这样的欧阳修，在被贬滁州时没有悲观失意，没有愤世嫉俗，而是陶醉于山水之乐，做一个苍颜白发、意不在酒的“醉翁”。
“晚风来去吹香远，蔌蔌冬青几树花。”天地万物，阳极阴生，正如夏至时分的太阳，在光芒最盛时谦卑转身，把滚烫的热望化作滋养新芽的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