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中读到一则妙文《阿金》，虽说是“杂文”，也颇有小说之趣。
说起鲁迅笔下的女仆，读者最熟悉的应当有两位，一位是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不幸令人同情。这位似乎只能让人同情甚至在同情中生出优越感的女仆，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灵魂拷问，一下子戳破了我们的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让小说中见多识广的“我”背上如同遭了芒刺一般，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只能以“说不清”敷衍了事。“魂灵”究竟应当如何定义，人死之后到底有还是无，今天的我们，恐怕也难以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的回答。
另一位当为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保姆阿长。阿长虽然喜欢“切切察察”，论人是非，引起风波，且睡觉时手脚摆成一个“大”字，挤得幼年的鲁迅没有余地翻身，还有许多并无道理的麻烦仪式和礼节，但依然给予了鲁迅母亲般的温暖。我猜想除了《山海经》事件外，应当还有许多类似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所述的日常生活细节，留在鲁迅的童年记忆里：洗着我们的衣服，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切着冰屑悉索的萝卜，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艾青是寄养在大堰河家中，因此大堰河是在乡下自己的家中劳作，阿长则是在城里的主人家做工，具体事务有所不同，但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应当是相似的。这些与土地、河流相连的劳作，滋养着包括鲁迅、艾青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也让我们跟随作家，对这些来自乡土又归于乡土的女性，生出对大地母亲般的敬意，歌颂其“黄土下紫色的灵魂”，给予她们永远的祝福：“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阿金》则与这两篇作品迥然不同。这位在租界的洋人家帮佣的阿金，有一种不合于传统的野蛮生命力：“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地）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同样是与地位相似的女伴“切切察察”，说长道短，但鲁迅使用了“女朋友”一词，似乎是因为给“洋人”家帮佣之故，用词也要随之“洋化”，其中自有微妙的讽刺。“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阿金与一位老女人论战，为自己的“偷汉”辩解且嘲讽对方“没有人要”，对自己的“我可有人要呀”颇为得意。阿金这些闹嚷，扰得“我”不能清静，让“我”竟然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
“我”三十年来一贯持这样的信念和主张：男权社会里，男人常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人身上，实际上女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是决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的，这种论调只能说明男性的无能懦弱。但阿金却让“我”佩服女人可以有这样的“伟力”，感叹自己之“满不行”，又自嘲将自己近日文章的退步归因于阿金的“嚷嚷”，不过是迁怒而已。对比祥林嫂、阿长这类更具典型性的女性，他以“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结束了此文。
鲁迅杂文之意蕴丰厚，于回环往复中层层推进，由《阿金》可见一斑。人们常说鲁迅杂文如何犀利，善于影射，其实先生嘲讽他人，批判现实，也时时自嘲与自省，尖锐的讽刺与让读者会心一笑的幽默中，自有近于苛刻的自我批判与冷峻沉痛的历史反思。
写至此，突然想到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注意到鲁迅家的两个女佣都已六七十岁，下楼时气喘的声音在“喉管里咕噜咕噜”，就问许广平为什么用两个年老的女佣。我猜是想问为什么不请两个年轻能干的，可以多帮点忙——萧红发现很多家事都要许广平亲自动手，包括买米买炭，来了客人之后，许广平也要自己下厨房。许广平回答说，她们是海婴（鲁迅先生之子）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做惯了。——大抵有替两位女佣养老之意？不少论者都注意到鲁迅的“外冷内热”，萧红这段关于女佣的回忆，也印证了在《阿金》这样的冷峭文字之下，鲁迅先生对人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