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的白糖放在一个瓷罐子里，罐子外面画的是“三娘教子”：芭蕉树下，一个梳着抓髻的孩子仰头看着一位娘子，娘子手里拿着书卷，神态怡然。
罐子放在柜子上，柜子有点高，我必须踩着凳子，踮起脚尖儿才能够到。这个位置对糖罐子来说相对安全，往往我刚搬起罐子，妈妈就及时赶到了。
糖罐子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看着妈妈打开罐子盖，瓷与瓷间碰撞“笃”的一声，仿佛开启了一个甜蜜的世界——沏白糖水、馒头蘸白糖、西红柿拌白糖、烙糖饼……或者干脆挖一勺倒在手心里，雪白绵软的一小坨儿，一点点地舔着吃。
在我记忆中，妈妈大大方方让我吃糖总是伴随着吃药。
那时候的药特别苦，把小药片儿碾碎，放在勺子里，再放点儿水，化成一勺的苦水儿。在妈妈的这段操作中，我早就逃到院子里了。妈妈再打开糖罐子，拿另一个小勺挖出来一点糖，白汪汪的一堆儿，放在苦水儿的旁边，再到院子里把我拽进屋。
然后就是漫长的谈判过程：是先吃白糖还是先喝苦水儿？妈妈让我先喝药，她提防我吃了糖就不吃药了。我想先吃糖，甜了嘴巴，再吃药就觉不出苦了。
讨论来讨论去，妈妈一巴掌呼到我屁股上，把苦药勺子怼到嘴边：“喝！”苦水儿在嘴里含着，还来不及咽下去，糖又被塞了进来。妈妈说：“好了好了，不苦了。”我尝到的却是裹着甜味儿的苦。
就这样，在先甜后苦或是先苦后甜的拉扯中，我长大了。
长大后，我见识到了更多的苦，从不甘心到挣扎到接受到寻求解脱，回头一看，才知道人生本来就是苦苦甜甜，撕扯不开，就像手心和手背，转换只在一念之间。
记得那时妈妈一边喂药一边说：“别看药苦，喝了治病，喝下去就好了！”如果当年我能听懂她说的那句话，准不会再计较苦与甜，拿起勺子，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