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论语》开篇第二句。
在古本《论语》中，“有朋”也作“友朋”或“朋友”。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义·辟雍》说：“《论语》‘朋友自远方来’，朋友之道也。”这里的引文，即与通行本不同。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可见，“有朋自远方来”，是说四面八方都有人远道而来向孔子求学。
《史记·孔子世家》说，鲁国国政大权旁落，被卿大夫所把持，国君成为任人摆布的傀儡，“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出于对鲁国政治斗争的厌倦和失望，辞去官职，精修学问，广收门徒，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乐。《史记》的这段记载，正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真实写照。
孔子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创办私学，推行平民教育。人无论尊卑、贵贱、贫富，在他那里，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至少，对于当时的男性来说是如此。
在孔子之前，系统地接受文化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普通人家的孩子，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论语·先进》有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里的“野人”，指住在城外的居民，属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说的“贱人”；“君子”则是住在城里的人，享有“国人”的身份，地位明显高于“野人”。但在孔子的私塾里，“野人”和“君子”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孔子的学生，都同等地享受到礼乐的熏陶。
关于孔子办学的盛况，《荀子·法行》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有一个叫南郭惠子的人，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怎么你们老师什么样的人都教啊。子贡回答道，我们老师修身正己以等待求学者，那些想来的，他从不拒绝，想走的，也从不阻拦。这就像好医生的门前病人多、矫正器的旁边弯木多一样，因此显得鱼龙混杂。
这种生源复杂的情况，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教无类”。孔子的学生不仅限于鲁国，而是来自诸侯各国。他们仰慕孔子的学问和人品，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跋山涉水而来，三五成群而来，组成了一所开放式的“国际学校”。无论何人，也不管来自何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秉持这一理念开馆授徒，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之举。
平民教育的施行，大大提升了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他们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由此打开，“学而优则仕”不再是贵族子弟的专利，出身寒门的孩子也有了出头的日子。而随着孔子发轫的私学日渐兴盛，蔚然成风，华夏大地很快便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峰——百家争鸣。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说，她对文学的期许是“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孔子。他的私学在社会上普及了知识，同时激发了思想的自由与碰撞。这是孔子的大功德。
孟子曾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孔子充分体会到了这种快乐。当然，跟着孔子学习，也是快乐的。孔子授课，没有固定的场所，树林里、草地上、小溪旁，随时都能开讲。课堂上也不是老师一本正经地照本宣科，而是师生之间像朋友一样相互讨论、启发、切磋琢磨，通常还伴有琴瑟或歌舞以助兴。《庄子·渔父》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这恐怕是孔子的课堂实录，而非杜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即使在遭人围困、粮食断绝的危难之际，孔子也仍然“讲诵弦歌不衰”，更何况平时？乐观、坚韧，不怨天、不尤人，这正是孔子的可敬之处。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在《生活之路》中写道：“如果你看到社会制度是坏的，你又想改造它，那么你得知道，为此只有一种办法，即让所有人都做得更好。而为了让所有人都做得好，你力所能及的只有一点：自己做好。”这段话，恰好可以作为弃政从教的孔子的注脚。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努力做到了最好的自己，也为整个民族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