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进行了聚焦式描写，并用浓重笔墨写出了晴雯、香菱等“正面”形象，但也刻画了王熙凤、贾雨村等“负面”形象。关于“正面”形象，包括笔者在内的红学研究者写过不少专论，兹不赘述。本文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王熙凤、贾雨村等“负面”形象。
先说女性“负面”形象的代表王熙凤，此人针对宁国府的弊病对症下药，治家有方。对此曹雪芹颇有感慨：“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然而，王熙凤谄上欺下、贪婪狠毒的性格，如对尤二姐使用借刀杀人计和张华一案，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读者认同。需要反思的是，在对此人负面的评论中，潜藏的传统文化心理不应忽视。女性的逞威弄权、杀伐决断，长期以来不被男权社会容纳，这与“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所体现的性别歧视有关。
再说男性“负面”形象的代表贾雨村，此人是《红楼梦》中最早出现的人物。对贾宝玉作出迥异于世俗评论的，正是贾雨村提出的“正邪两赋”论。他还是具有“咏絮之才”的林黛玉的启蒙老师，足见其学识。当然，薛蟠的人命案，贾雨村虽未贪赃但却枉法，是为了“报答”贾府使其“复旧职”的有意错判。
程伟元、高鹗整理了一百二十回有头有尾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者，按照曹雪芹“预叙”的伏线设计情节，做出了努力。从全书结构看，贾雨村还是坚持到《红楼梦》最后结局的线索人物，是四大家族兴亡的见证者及某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这一“负面”形象，成了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代称。当然，这个形象是复杂的，还不能用简单化的道德评价去贴标签。鲁迅对《红楼梦》塑造人物的方法颇为赞赏，他指出：“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还有一类人物如贾母，既非“正面”亦非“负面”形象。第五十四回描写《史太君破陈腐旧套》，贾母评论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得）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哪）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红楼梦》的每个细节绝非闲笔，曹雪芹实际是借贾母之口，批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与作品开篇对这类小说的批评形成了互文。
乾隆时期的戚蓼生，对《红楼梦》的艺术技巧曾有评论：“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大意为：我常听古人说：歌者绛树能同时吟唱两曲，一腔发于喉间，一调起于鼻腔；书家黄华可双手分写二帖，左腕正楷，右腕狂草。这般神技虽被世代传颂，终究无缘得见。而今日奇观竟现——《石头记》中歌者不必分喉鼻而双曲同奏，书家无须辨左右而二体并呈。单声能作两重旋律，单掌可书两幅翰墨！这本是天地间决然不可企及之事，却在这部书中化为流动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拍案称奇！戚蓼生可谓曹雪芹的真正知音，评论高屋建瓴，对理解《红楼梦》无疑具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