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20岁的孙犁高中毕业后回乡。从学生生活立刻转向家庭生活或农民生活，他显然很不适应，1934年春节后，他终于忍受不了“母亲的眼泪，妻的怨语，小孩的哭闹”，便到北平闯荡生活，住宣武门内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他本想以写稿为生，但投出的稿件多半泥牛入海，时间一长，生计都成了问题。直到本年暑假后，他才在父亲的帮助下，到北平东城观音寺街内路北的象鼻子中坑小学做庶务。工作索然无味，到年末，孙犁便借故辞职回了家。这是他毕业后首次做与学校有关的工作。
好在他被很多同学关心着。1936年夏，孙犁接到同学黄振宗、侯世珍的挂号信，说：已经给他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开学在即，希望他即刻赴保定。二人找的“教书的位子”，是位于安新县的同口小学。与孙犁一同被聘的，还有两名女老师。侯世珍是这所学校的教务主任。
孙犁先被安排教高小一班（即五年级）的国文兼一年级的自然课，第二年暑假前，他又当了高小二班（即六年级）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孙犁上国文课的风采，学生陈季衡印象清晰、深刻，他在文章中回忆道：孙芸夫老师“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儿，声调平和而适度，言语充满了智慧和亲和力，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按照1936年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国文课程包括说话、读书、作文和写字等四个方面：听说，要训练学生日常的耳听口说能力，包括问答、报告、讲述故事、演说、辩论能力。阅读，要使学生熟悉、运用习见文字、注音符号、标点符号，学会欣赏、理解想象性的和现实性的普通文、实用文、诗歌。作文，要理解应用的普通文、实用文格式、结构、文法、修辞，学会对自己的经历、计划、感想的叙述抒发。书写，要会写正书、行书，认识通用的行书、草书及简体字。这些构成了孙犁教学的基本内容。
《小学国语课程标准》在“补助读物的课外阅读”练习中，特别强调“有关儿童生活、道德教训、读书指导及含有国家民族意识等的历史故事、生活故事、自然故事、传说、小说、笑话、剧本、游记、杂记、诗歌、歌曲等的欣赏、演习、理解或吟咏”，要引导学生阅读“各种儿童图书及浅易日报小说等”。这就为孙犁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自主灵活性，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学生的理解程度选择读物，将自己当时的阅读和学习心得转化为教学内容，由此形成了孙犁国文教学的特点。
据学生回忆：孙老师的语文课注重让学生在名著中吸收思想和写作上的营养，“除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外，特别注重课外读物，他挑选了一些当时报章发表的好文章和国内外名著，指导我们阅读和学习。这些材料，有的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有的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给大家，然后组织同学们交流心得体会。我记得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是印发的讲义，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是以故事的形式讲给我们听的。这样做，既提高了大家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又浸透着孙老师对我们人生教育和德育培养的苦心”。孙犁既注重文化知识的灌输，更注重传播革命思想和激发爱国热情，有着强烈的“课程思政”意识。在同口小学任教的一年，正值“七·七”事变前夕。孙犁在课堂上多次给学生讲义勇军抗日战士英勇斗争的事迹，还专门讲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真切生动，情意深重，感人肺腑。为纪念“五四运动”，他还亲自在深夜突击创作剧本，以便学生演出。从这些课外活动，可以看到孙犁教学上的热情和用心。
孙犁对学生是有耐心的，但也是严格的。据其晚年《新年杂忆》所记，教一年级的自然课时，他一进教室，孩子们乱乱哄哄，正上着课，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时解不开裤带，或撒完尿回来，自己系不上裤带，他都要下讲台像保姆一样亲自动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非常顽皮，怎么说也不行，他烦躁起来，师道尊严，用教鞭在孩子头上敲了两下。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知道后都为之变色。原来，他打的这孩子，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爱妾所生。他这才知道自己闯了祸。好在当时人的观念是，请保姆和请老师的目的不一样。第二天，孩子还是来上课了，并没有发生其他事情。
孙犁的课余时间是充实的。月薪25元，大半都用来买书，其中瞿秋白翻译、鲁迅编辑出版的《海上述林》最为珍贵。这部书出版社仅印制500部，其中100部为亚麻布封面，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书口刷金，十分精美；另外400部为蓝色天鹅绒封面，书口刷靛蓝，书名烫金。孙犁在《书衣文录·海上述林》中说他买的书“金字绒面”，也就是说，他买的是后400部中的一部。除此之外，与北平时期订阅《大公报》的目的有所不同，他订阅了《译文》杂志，以便学习外国经典文学作品，了解国外文学动态，开阔自己的文学视野。
在同口小学，阎肃、宋寿昌、侯世珍等同事都是共产党员。也正因此，他们得以近距离考察孙犁，看到了孙犁强烈的正义感和家国情怀。1938年春，经侯世珍介绍、李之琏等人做工作，孙犁到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宣传部报到，正式被引荐到抗日队伍，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