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已被很多年轻人视为“网络情人节”，这源于“520”谐音“我爱你”。笔者翻阅史料发现，在5月20日这一天“谈情说爱”绝不是当下首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同样是“以爱为名”的讨论早已开始。
事情起源于谭熙鸿的两段婚姻。1917年，同在法国留学的谭熙鸿与陈纬君喜结连理。三年后，谭熙鸿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携妻归国。未料1922年3月，陈纬君不幸病逝。此后不久，因广州时局动荡，陈纬君在粤读书的妹妹陈淑君转学北大，借宿在姐夫谭家。后来二人日久生情，随即谈婚论嫁，在《晨报》上公布了婚约，但此事出现争议。
1923年4月29日，北大教书的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他试图以此事为例，从理论上阐释爱情，并总结出四项爱情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热点话题，随即策划了“爱情定则的讨论”系列报道，刊发相关文章三十余篇。在1923年5月20日，《晨报副刊》登载了“爱情定则的讨论之四”的专题报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并不相识的鲁迅与许广平先后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参与讨论，也为日后的爱情埋下了伏笔，成为文坛一段佳话。应该说，此次“爱情定则的讨论”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是当时对妇女解放与恋爱自由的一次全面启蒙，是对男女平权的全新诠释。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知识青年从整体上接受了“恋爱自由”“婚姻须以恋爱为原则”的观念，承认了爱情之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正如茅盾先生在1922年3月29日《妇女评论》上发表的《解放与恋爱》一文所说：“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但是，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观念过渡的阶段，恋爱自由的观念刚刚兴起，所以这一时期人们对爱情的认识还相当模糊，还不能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意见。“爱情定则的讨论”就是一次集中的体现。
弹指一挥间，如今年轻人的爱情观早已不同往昔。追求爱情的男女们，更是把“我爱你”编成代码“520”，进而演变成某种节日，这也许是当年参与“爱情定则的讨论”的知识青年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