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在晚年的忆旧文章中，曾深情地回忆起求学、从军和编辑工作中结识的同学、战友、同事，对他们在人生重要节点，给他的关心、帮助、提携、指导，充满了感激之情。孙犁先生在题为《小同窗》的笔记小说中，讲述了他与同学李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孙先生写道：“现在还能保持联系的，少年时代的同学，就只有李一个人了。”从文中得知，李是孙犁先生在保定德育中学的同窗，他们认识的时候，只有十四岁。李长得漂亮，性格温和，还自费购买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赠与孙犁先生阅读。后来，李参加抗日工作，他所在的部队在安国县驻扎的时候，曾住在孙犁先生父亲的店铺里，同孙犁先生情同手足。先生的父母、妻子都敬重他的人品。上世纪40年代，孙犁先生与李又在延安重逢。新中国成立后，李曾在中南局任职。50年代，孙犁先生生病，再次得到李的帮助，住院、疗养都是他帮助安排。孙犁先生评价他们之间的友谊时，这样写道：“回想一下，相交这么多年，我并没有多少机会，同他天南海北畅谈过，更没有酒肉的征逐。但我从少年时就信赖他，后来，更深深体会到，他真正关心我。”李是孙犁先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同甘共苦，久经考验，但他们的交往从来都是清清爽爽，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
孙犁先生回忆军旅生涯的散文《第一次当记者》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同样非常感人。抗日期间，先生到雁北地区的战斗前线采访，雁北行署的主任王斐然，曾是孙犁先生在德育中学读书时的图书管理员。他们跟随部队一段以后，赶上日本军队扫荡，就回到行署机关。这天，本打算吃顿羊肉，但羊肉没熟，就从窗口望见进村的山头上有日本兵，他们放下碗，就往后山上跑。下山后，有一条河，河水虽不深，但只在表面结了冰。他们几个只好蹚水过河。身穿棉裤的孙犁先生，过河后，半截身子都湿透了，马上就结成了冰，人也发起了高烧。王斐然立刻找来担架，把先生抬到一处高山，安排在一个农舍的外屋养病。战争年代，身处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能够得到如此的关怀，时隔多年仍令先生感念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