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评人毛尖与诗人翟永明的一次对话中，听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片段。毛尖说，她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读翟老师的诗，更准确地说，是喜欢看翟老师的照片。她觉得翟老师这么美，还写啥诗呢？当然，毛尖本人和“这么美”的翟永明的成就，都与容貌无关。毛尖也只是以此作为一个由头，来谈翟永明从诗到画不断变化升级的创作。
在日本学者若桑绿的《扔掉水晶鞋》一书中，作者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她说自己年轻时还算是很有魅力的，曾经很受男性欢迎。在艺术大学举办学园祭的晚上，在一个室外的咖啡厅，她在很多男生的围绕下和他们有说有笑，谈笑间聊到了毕业论文该怎么写的话题。当时，某个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男性这么对她说：“你这种女孩这么受男生欢迎，还有什么必要写毕业论文啊？”若桑绿这样描述这句话带给她的强烈刺激：“那一瞬间，艺术大学校园里那棵巨大的栎树在黑暗的夜空下沙沙作响，我感觉自己充满玩乐和骚动的青春之弦突然断开了。”她由此意识到女性独立如此困难，又如此必要。
在漫长的时光里，女性或明或隐，或主动遵循或被动服从这样一个规则：只要长得美，受男性欢迎，就可以借此在世界上立足。白雪公主因为拥有美貌，便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在沉睡中等待王子即可。于是写诗、做学问，还有其他种种工作——或仅仅为维持生计，或有更高的追求，比如实现自我等等，都已显得多余，还可能对男性与既定秩序构成挑战甚至威胁。
我曾经和年轻的女性朋友讨论这些问题，她们说现在的女生大部分已经抛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明白了独立的重要性，对于鲁迅先生那个著名的命题“娜拉走后怎样”，用行动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让我感到了时代的进步，尽管这进步总是微小而缓慢的，但毕竟是在进步。一百年前的中国女性中，能有独立的愿望且可以幸运地接受教育拥有一份工作的人，比例非常小。
回来再说说“美人”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公认的才貌双全的女性——林徽因。我曾读到她的一篇小说《钟绿》，写一位西方的美人，容貌之美就不用说了，“我惊讶的是她所有举动，全个体态，都是那样的有个性，奏着韵律”。这位美人让小说中的“我”默默地在心里说：“我这一生总可以说真正地见过一个称得起美人的人物了。”我想，见过林徽因的人，大概也可以这样形容她本人吧。我还可以学着毛尖说，林徽因这么美，还写啥诗文，研究啥建筑呢？
但就是这位世所公认的美人，本来可以安全地待在公主的城堡内，但她不但选择了不在城堡高高的窗内俯视芸芸众生，还在散文《窗子以外》中记下了这样的反思：“没想到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一样是旅行，那些本来就生活在窗子以外的小生意人，需要全副的精神来走路：得留神投宿的地方；得计算一路上每吃一次烧饼和几颗沙果的钱。他们是真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而窗子以内的人，即使走到了窗子以外，也还是骄傲地带着“考察”的神气，还自以为真正接触和明白了生活。
无论是否美丽，无论窗子内外，也无论性别，真诚而踏实地去生活，去劳作，这大概才是每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