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从10多岁就到安国、保定等地读书，青年时期参加抗日队伍，在村里老家居住的年头并不多，但对老家的乡邻始终充满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尊重。上世纪60年代初，孙犁先生大病初愈，曾回老家省亲。他当时虽然是坐着一辆旧吉普车，但他为人谦逊、低调，在村头就下了车，步行走到村里，与乡亲们见面。他还写有一组名为“乡里旧闻”的散文，专门记述村里左邻右舍的几位长辈，他们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外貌、体态，为人处世，爱好特长也都各有不同，这些旧时冀中平原乡村里的小人物，在孙犁先生的笔下，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这里有负责在村里打更时，总要走到孙犁先生家门前，以表特殊关照的根雨叔；有走南闯北，精明灵活，到汽车行买车票，还要字据的疤增叔；有会弹三弦，给幼年孙犁先生伴奏唱大鼓书自娱的楞起叔；有没有上过学，只“习”过字（孙犁先生在文中解释，所谓“习”字，就是一些过去村中无力上学，又有志读书的农民，在冬闲的时候凑在一起，请一位能写能算的人，来教他们，名为习字），却非常爱读书看报的刁叔；特别是孙犁先生老姑家，被称为大嘴哥的表哥，老实厚道，少言寡语，特别令人感动。大嘴哥的家曾经非常富足，但后来家道衰落，他自己身体发育不良，还有喘病，干不了重活，就在孙犁先生家当个帮工。他干活尽心尽力，不善言语，虽与孙犁先生年龄相仿，但交流不多。后来孙犁先生离家投身抗日，就更没有过多的联系。但就是这位大嘴哥，却在面对日伪军严刑拷打，始终没有说出表弟的去处，是对他们一家有救命之恩的人。而可贵的是，抗战胜利，孙犁先生回到家见到大嘴哥时，他对此事只字未提。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先生的生活条件不错，大嘴哥也从来没有找过他，也没有写过信。孙犁先生是从他大女儿写的回忆录中，得知此事的。当时，大嘴哥正在给牲口喂草，日本鬼子和伪军进来搜查，问他孙振海（孙犁先生原名）到哪去了？他说不知道。结果被他们吊到房梁上，用棍子毒打。打昏后，又用凉水泼，但他始终没说。孙犁先生对此曾深感内疚，曾在上世纪80年代，托从乡村来看他的叔伯侄子，给大嘴哥捎去自己当时手头仅有的十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