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1935年入江苏省立江宁初级中学，位于江宁县东山镇，遇到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成了“一坨儿”，日夜相伴，形影不离，他们分别是坐在刘国光后桌的徐嗣兴和姚抡达。
徐嗣兴就是著名作家路翎，姚抡达后来是著名的音乐家，改名姚牧。他们两位在江宁中学的抗日宣传中崭露头角。刘国光称，徐嗣兴是“天生的作家材料，能写得很”；姚抡达能说会唱，两人表现出色，配合默契（刘国光口述《刘国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1938年春，三个流亡中的好友重聚于四川省国立第二中学。9月学校从重庆北碚区文星场搬到合川县文庙。又一年春，一头扎进生活里进行创作的徐嗣兴和很有音乐天赋的姚抡达，考取了设在重庆的三青团宣传队，同时考取的还有从湖北沙市到重庆找工作的16岁的李露玲。她原名李世玙，因仰慕女革命战士胡兰畦所作回忆录《在德国女牢中》的人物叶露玲，改名为李露玲。
在宣传队，徐嗣兴和姚抡达都当李露玲是小妹妹。李露玲一直把徐嗣兴当做引路人。徐嗣兴教李露玲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姚抡达教李露玲音乐知识，认识五线谱，带她出去玩，不像路翎那般严肃。徐嗣兴、李露玲在宣传队跑龙套，管服装、道具。
后来三人先后离开宣传队，经胡风介绍，徐嗣兴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文学组当“小先生”，带李露玲在音乐组当了学生，姚抡达经贺绿汀引荐到育才当了音乐组“小先生”。李露玲因病住到徐嗣兴的家里。徐嗣兴是喜爱李露玲的，“顶在头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沧海萍踪：李露玲访谈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恨不得把心都掏给她，但严肃的他却羞于用语言表达，说不出甜言蜜语，没有给李露玲讲过一句开心、温情的话，也不会周到地照顾女孩子，缺乏足够的勇气，但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姚抡达活泼，会说，善于体贴“小孩儿”李露玲，很会哄人，总夸赞李露玲有音乐天分，能唱歌，还能表演，鼓励她不要埋没在乡村里。此时非常感性、摇摆之中的李露玲偏向了姚抡达，离开路翎家，不辞而别，姚李合好。
这对徐嗣兴打击很大，刘国光得到消息赶到徐家去看他，察觉高高大大的徐嗣兴一下子瘦了许多。虽然几天前要死要活的，但徐嗣兴和刘国光见面后，只是沉默不语。刘国光说：“他是决心要忘掉这一切，也决心要记住这一切。”
1940年5月，徐嗣兴在胡风主编《七月》第5集第3期发表成名作《“要塞”退出以后》，第一次使用“路翎”这个笔名，结合了李露玲、姚抡达两人的名字，“路”取自李露玲，“翎”来自姚抡达在合川用过的笔名“彤翎”。徐嗣兴告诉胡风：“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来想去，别的也仿佛不好。自己纪念两个朋友，就用路翎吧。”
“路翎”充满悲凉的意味，作为徐嗣兴青春时代生存与命运的印迹，永久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独特的“这一个”。1945年路翎所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部在重庆初版，被胡风称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路翎将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
刘国光1941年考上西南联大经济学系，走上经世济民之路。姚牧成为男高音歌唱家、作曲家，新中国出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东方红》和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都由他领唱，他还曾为电影《铁窗烈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配过主题曲。李露玲1948在香港主演歌剧《白毛女》，饰喜儿，轰动一时。后出演话剧、电影，并任导演。上世纪五十年代，路翎受胡风案牵连，李露玲因与路翎以往的关系而受审查，一时撤销主演话剧的资格。
他们或是终身的友谊，或是友谊的毁灭，陪伴路翎跌宕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