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读书人，往往也是写书人。读书读的是文字，写书也写的是文字。读文写字在古代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实用性，运气好的可以金榜题名换取利禄，运气差的就只能以文谋生了。文人免不了酸腐，明明是卖文糊口，却羞于说卖，其实是耻于言利，怕沾铜臭，便说是煮字疗饥，文绉绉的，让俗事一下子高雅起来。本是为“稻粱谋”，一下成了高尚的人生追求。
在读书人或写作者之中，为生计而死煮苦熬的其实并不多，都知道文不好写更不好卖，写不出名气就卖不出个好价钱，于是就只图个读书开心，写字顺心罢了，在读与写的过程中能安妥自己内心就行。格局小一些没关系，只求煮字煮得其所。
一个“煮”字，很生动，形容读书与写作之不易，如同在水里煮，水沸腾着，字翻滚着，煮熟了，才捞起来存放于头脑中备用或排列于纸张上变现。而我观这个“煮”，总觉得更像是“熬”，熬出茶，熬出酒，熬出药，熬出甜汁苦味，也熬出鸡汤。当然，如果火候把握不好，也会熬成一摊浆糊。
最先提出文字可以煮的人是宋代的董嗣杲，他在《秋凉怀旧》一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少年偶负投机愧，今日徒工煮字劳。”但煮字最苦的当数诗人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这样低的产出，定然是不能疗饥了；煮字最痴的是曹雪芹，即便是“举家食粥酒常赊”，也把一部红楼“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直至煮出“一把心酸泪”。情种柳永，热衷于男欢女爱，走的是平民化的路子，似乎没有煮字的故事，但其表达思念之苦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却成了后来煮字者的真实写照。
如此看来，煮字也不是一件轻松活，劳神费力不说，煮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就能下咽糊口。所以元代诗人黄庚要说：“耽书自笑已成癖，煮字元来不疗饥。”
煮字虽不能果腹，但却会煮出一些其他意思来。大凡舞文弄墨之人，免不了咬文嚼字成癖，吹毛求疵成瘾，不煮不烹日子就过不去。不仅煮字，还要煮书。煮字是写，煮书也是读——书也是一个个字组成的。同样，疗饥不得，却也把煮字的其他功能凸显出来。
譬如疗心。人免不了有心病，阅读可以忘记烦恼，读着读着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也可以码字宣泄一番，浇块垒于字里行间。虽然是暂时性的，但也聊胜于无。又譬如玩味——玩文字之趣味，先于掌中，再上心头，不时会得灵犀，权且掩卷一笑，偶尔会有妙悟，不妨搁笔沉吟。再譬如消遣余情，打发光阴，排解无聊。虽然情感余额不多，光阴流速太快，可煮之物也十分有限。至于无聊，往往会一波送走，一波又至，这与煮字本身无关，而是与煮的质量有关。
煮字，宜用清水，明澈而清纯之水，代表着宁静的心境和没有杂质的念想。煮字，宜用文火，让水温慢慢升高，如那些在高潮到来之前的循序渐进的文字，让水中之物慢慢溶解慢慢软化，慢慢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来。如果加上一点思想作佐料，会更可口一些。
读书，是煮别人的字。所谓“煮”，就是精研细读，深解其味，不可生吞活剥；写作，是煮自己的字。所谓“煮”，就是要反复熬制，煮得烂熟，让汁液丰沛，方能端出来分享，让人唇齿留香。设若端出来的是“清汤寡水”，或者是“夹生饭”，倒真的是“徒工煮字劳”了。
如果说文本是口大锅，生活是丰富的食材，浩如烟海的文字是清水，那么，思想就是火了。掌握好火候是烹饪的一大功夫，但火候往往取决于时间，时间是提鲜增香的升华过程。设若让煮字进入人们的日常，在弥散的书卷气中，便会掺杂进些许人间烟火的味道，日子就有滋有味了。
其实，今人所谓的煮字疗饥，煮的是文化、学养、情怀之类，疗的则是精神的饥饿和思想的贫乏，以期康乐其身体，丰沛其内心，尽善其生命。
苏东坡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按他的说法，诗书的确是可以入腹的，即使无需充饥但可以补气。东坡先生或许就是在煮字之时得此佳句吧？于是不禁感喟：腹有诗书，“饥”从何来？有字可煮，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