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在酒楼上》，描写过一个独具神韵、令人难忘的乡村少女阿顺的形象。阿顺虽然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但是“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个比喻如此特别，让人想象那明净的青天般的眼白中，那双乌黑灵动的眸子。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认为：《在酒楼上》中的年轻女子阿顺不仅是鲁迅文学中，也是整个近代中国文学中眼眸最美的少女。据他考证，鲁迅对拥有“大到超于现实的眸子”的美眸女性的刻画与憧憬，受到多重影响：一是鲁迅翻译并出版的诗画集《蕗谷虹儿画选》封面上的美眸女性插图；二是契里珂夫《命运》《被埋藏的宝藏》两部作品所描绘的黑色的大眼睛；三是乔治·费德里科·沃茨的画作《希望》中眼睛蒙着绷带的少女；四是夏目漱石《虞美人草》中“迷离的黑眼”等。他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展开想象：凝视着“希望”的鲁迅或许是把“眼睛上蒙着绷带”的“年轻少女”的眼睛想象成她侧坐时腰下的地球，把眼白想象成环绕地球的“神秘的黄昏”的蓝色。鲁迅写《在酒楼上》时，或许是把曾经想象过的“希望”之眼赋给了女主人公阿顺。
沈从文的《边城》中，那个被自然长养且教育的少女翠翠，也有明眸如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的命运令人唏嘘，小说那个开放式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给读者无限惆怅，将我们带入一个“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般惝恍迷离的意境。
而有着“希望”之眼的阿顺的故事，则没有《边城》的牧歌情调与抒情气息，更多地表现出现实的严峻冷酷与“无望”。阿顺因为误信传言，以为自己将要嫁给一个连偷鸡贼都不如的男人，积郁成疾，如她死去的母亲般患上了肺结核，不时地吐红和流夜汗，不久便死去了。估计她面对不能自主的不幸命运，也只盼着早早死去，所以才在临终前对父亲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萧红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面对即将到来的婚姻，也有相似的病症和心境：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闷闷不乐。临终前，她也这样诉说心事：“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两位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主地选择了死，逃往永恒的“明净”的青天，以逃脱无爱的婚姻和泥淖般的现实。
在阿顺的悲凉故事里，有一个难得的温暖情节。小说中，阿顺的父亲长富曾经请主人公吕纬甫吃一种点心：加白糖的荞麦粉。长富原本是个船户，妻子早早去世，阿顺身兼数职，照顾弟妹，服侍父亲，料理家事，家计渐渐稳当起来。当年的船户家能吃得起白糖，就说明已经“阔绰”起来了。阿顺给吕纬甫端来一大碗非常甜的荞麦粉，吕纬甫只是出于礼貌吃了几口。然而此时，他无意中看见阿顺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是怕自己调得不好，愿他吃得有味。于是他“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并且“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虽然他因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并且以“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才有这样难”来类比其痛苦。他说自己毫不抱怨，因为阿顺过来收拾空碗时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他的苦痛而有余了。这里小说出现了非常温暖的一笔：“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噩梦，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
过了两年，吕纬甫从外地归乡时，还受母亲之托，带了两朵红剪绒花给阿顺。母亲记得，当年阿顺曾经非常渴望拥有一朵这样的绒花而不得，伤心得哭了，还挨了父亲的一顿打。他一路搜寻，一直到济南城里才买到，因为不知道阿顺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等待他的，却是阿顺的死讯。那两朵红色的剪绒花，最终没有能够戴在阿顺的乌发上。乌发上簪红花的阿顺的美丽，当不亚于江南令人惊异的冬景：山茶树乌油油的肥叶，明得如火的赫赫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