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归期何迟迟（14）
苏轼却不同，他是天生的不耐寂寞，走到哪里都是新闻人物，都要交朋结友，都要题诗留文，都要引起朝中政敌的关注。他因写诗而下狱，出狱的当天晚上又忍不住写了两首诗，明知“平生文字为我累”，还要说“城东不斗少年鸡”。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元老文彦博以八十三岁高龄前来送行，为的是一语相赠：“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喜者诬谤。”苏轼感谢老人的好意，也知道不少人在等着为他的诗作注解，却仍是我行我素。这次被贬惠州，苏辙等人告诫他再不可随意作诗，他自己也一再表示要“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但写诗和喝酒一样，早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一天不吃饭或许挨得过去，但诗兴一来，无论如何抑制不住。
别人都将流放视为苦难，苏轼却随时可以在苦难中寻找到欢乐。这其中既有天性，也有自我的心理调整。在苏轼眼里，惠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几乎都可以入诗，他也时时陶醉在天造地设的自然与人文之中。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苏轼在惠州的新居落成不久，朝云去世还不及一年，朝旨又下来了，再贬他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这昌化军旧称儋州（今海南儋州市），熙宁六年（1073年）改州为军，实为“化外”之地，居民主要是黎族。在元祐大臣中，苏轼是唯一一个被贬到海南的。
很多人相信这样的说法：章惇是在看到苏轼的一首诗以后决定整治这位多年好友的。苏轼在搬入惠州新居之后，以《纵笔》为题，写了一首小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虽然远在惠州，但只要苏轼一有新诗佳词，很快就会传遍全国。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更有大批苏轼的崇拜者。
这首诗也被送到了章惇处。尽管他和苏轼曾是至交好友，他的两个儿子也在苏轼知贡举时金榜高中，但打击政敌，章惇从来不念私情。他将苏轼的诗念了两遍，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嫉妒。无论在朝在野，自己总是如箭在弦，没有一天悠闲自在；苏轼则无论在朝在野，总是有那样多的朋友，那样多的欢乐。按理说，苏轼颠沛流离，发放海滨，妻死妾亡，举目无亲，应该凄楚悲凉才是，怎么还是那样有兴致、有闲情？
章惇也是饱学机敏之士，却勘不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道理。他总是算计别人，希望别人痛苦，否则他就不自在、不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