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邮递员怀有深深的敬意。一身绿色的工作服、一个绿色的邮包，外加一辆漆着绿色的自行车，便是他们的全部装束。小时候住在石库门弄堂，每逢送信送报的时间，弄堂口总会传来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银铃声，不用猜，准是人称小林的邮递员一脸灿烂为张家姆妈、李家伯伯送来远方的信札和散着油墨香的报刊，那情景仿佛亲人相逢。
我正式和邮递员打交道是大妹当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后。那时大妹才17岁，父亲患气喘病卧床已有数月，东北天寒地冻，家里人难免对大妹牵肠挂肚。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全凭邮递员鸿雁传书。大妹的信件通过邮递员温暖的手一封封来，家中的叮嘱随着邮递员热情的目光一封封去。可以说，大妹在黑龙江的8年里，多少担忧和牵挂，多少希冀和盼望，全靠着信封上那圆圆的邮戳承载。
每每收到大妹的来信或代父母回信，我总是浮想联翩，这山一程水一程的，一车车的邮件要通过多少邮递员辛勤的手分拣和专送。不管山高水长还是冰天雪地，只要你把信件交付给他们，无论是头发花白者还是一脸稚气者，你尽可以高枕无忧。人们常说，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穿着绿色工作服的“绿色信使”，同样也是最可爱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向报刊投稿。一位常为我送报刊的青年邮递员得知此事后，比我还着急：“怎么报上还不见你的文章？”有时我正欲去邮筒投信，恰巧邮递员来送信，他总会热情地说“交给我吧”，于是还留着体温的信件被传递到他的手里，滑进那绿色的邮包。我倚在窗前，目送着绿色的邮车在一串串欢乐的铃声里向前方驶去。
就这样，一封封信件通过绿色的邮路飞向了报刊编辑的写字台，化作一篇篇文章发表。令人感动的是，为我送信件的邮递员是第一读者。每逢文章发表，他们都会互相“通风报信”：“这篇文章是我投递出去的。”“哦，那发在杂志上的文章是金先生交给我的。”那口气，感觉他们比我还高兴、激动。
虽然搬家多次，但无论是海滨小城的老马，还是位于平阳路邮局的小唐，抑或是前两年新结识的广中路邮局热心的高师傅，都和我成了好朋友。尽管现在的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但对身着绿色工作服、骑着绿色自行车、驮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我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感激和敬意。这充满生命张力、和睦温馨的绿色，的确给了人太多的遐思和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