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人睢景臣所作散曲《高祖还乡》曾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以乡下人的视角来描述原本庄严肃穆的汉高祖刘邦还乡场面，语言滑稽，讽刺辛辣。曲中将皇帝仪仗形容为“不曾见的器仗，大作怪的衣服”，队伍前的旗子也被乡民视为奇形怪状的动物图案：“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课本注释里，“白胡阑”指白环，白环套玉兔图案为月旗；“红曲连”指红圈，红圈内有三足乌图案为日旗。
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既然作者明确提出一面旗上是“毕月乌”——毕宿，与之对应的旗子上应该是同为二十八宿之一的“房日兔”——房宿。实际上，结合《高祖还乡》成文时代来看，作者若参考元代皇帝出行卤簿，则乌鸦旗、兔旗分别为日旗、月旗的可能性更大，“毕月乌”之语大概是为了在文字上和“迎霜兔”呼应。
根据《元史·舆服志》记载，二十八宿旗上描绘的图案以人形的星宿神为主，动物为辅，如“房宿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乌巾、白中单、碧袍黑襕……外仗绘四星，下绘兔”，星宿旗上的神人图案应当比兔子图案更为显眼。不过，为何房宿与兔有关呢？
中国古代天文系统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核心，将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即为二十八宿，东西南北四方各具七宿。“房宿”属于东方七宿之一，象征苍龙的腹部。这个星宿最明显的特征是有四颗间距几乎相等、排在一条直线上的星，形如四马驾车，又名“天马”“天驷”，古诗里有时也用“房星”指代良马，但房宿却并没有以“房日马”命名。
约在唐代，古人结合阴阳五行思想，将二十八宿和“七政”（日、月、五星）、二十八种动物排列组合，使之更为形象化，宋代以后的二十八宿神像也常常带有所对应的动物特征。动物和七政的结合规律，建立在古人“阴阳调和”的观念基础上：“兔四足为偶，属阴，日属阳……相互取其理而名之”，所以代表“阴性”的兔要和代表“阳性”的日对应，才符合“阴阳之精，互藏其宅”的原理。
并且，二十八种动物的选取自有规律，是在十二生肖动物的基础上，再相应增加一到两种在古人看来特征相近的动物。如“房日兔，卯宫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虽然和兔的食性不同，但都在野外穴居，也可以算是同类。“尾火虎，寅宫也，箕水豹附焉”，虎、豹的相似性就更明显了。但二十八并不是十二的整数倍，成书于清代的《广阳杂记》对此做出说明：“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宫皆二，而四宫独三。”所以鼠、马、兔、鸡加附的动物比另外八种生肖加附的动物要多一个。
或许因为兔是房宿的象征，在古人笔记里，它和龙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关联。如《登州府志》曾有记载，“栖霞县有隋姓者家极富，卜葬于冈坡。既穿穴，忽有白兔跃出卧石上，少顷化龙入于海。今石上有鳞角迹如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