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陶渊明诗歌的境遇会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呢？
有的。并不因为他所述的“桃花源”，而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陶渊明，真的是一千六百年前那个超脱淡泊的隐逸诗人吗？
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她寻找那些湮灭的证据，像一个侦探般，在历史和文字造成的迷宫里不断寻找、甄别、调查，她发现了差异甚多不同时代的传世手抄本，在流传过程中，它们不断被改写，被演绎，甚至变得面目全非，每个手抄本背后似乎都站着不同的陶渊明。
在她看来，虽然今天的互联网文化缺乏物质实体，“它却和手抄本文化具有根本的相同之处。”
相比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哈佛学者，在互联网世界里，田晓菲被人们广为传播的故事，却是13岁作为“天才少女”被北大破格录取，以及她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婚姻。即使她不满35岁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两度出任哈佛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等学术和教学奖。但是，众多与性别、年龄有关的傲慢与偏见，并不因为她是学者就放过她。
从小喜爱读书
1971年出生于哈尔滨的田晓菲，受父母和家庭影响，从小喜爱读书，家中藏书是她的阅读宝库。
据她自己说，八九岁时读希腊神话，留下深刻印象，因为看到神的局限，英雄的悲剧，又正是在这局限与悲剧里，展现了他们的力。王力的《古代汉语》和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是她的古汉语入门教材，其中最喜欢《左传》和《国语》选段，不为别的，单只是欣赏里面的辞令：那么悠扬委婉，却又绝不肯委屈。
蔡东藩从两汉到民国的历史演义，也是童年时代的她很爱读的书，虽然直到多年后，她才意识到所有的历史都不过是演义，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
从儿童时代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文，到17岁那年，田晓菲已出版3本诗集。有一段关于她少女时代最出名的传说，是关于她和诗人海子的友谊，据说海子曾告诉她，如果能坚持，她将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田晓菲告诉记者，她其实并不认识也从未见过海子，但她觉得这个故事反映出来的编故事人心态很有趣，“因为完全不懂写诗是怎么回事。写诗不是减肥，难道是某种需要‘坚持’的活动吗？‘坚持’听起来真是辛苦，从‘坚持’而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必无此理。”
坊间传说从不讲究道理，甚至没有新意，另一些传说有关田晓菲的婚姻与爱情。约二十年前有篇发表于某通俗杂志的文章编造出她和她先生恋爱、求婚的细节，甚至编造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而事实上，田晓菲很在意个人隐私，“如果你看到关于我们的故事里有很多个人生活细节和对话，那一定是捏造的。”她说，这些关于他们婚恋的编造好像是从最蹩脚的三流小说里抄来的情节，“简直太没有想象力”。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明明应该是她的书籍。这些年，田晓菲从事最多的是学术写作，她一直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社会有强烈的兴趣，近期又开始研究唐代，此外对明清文学甚至现当代文学都有论述。她的专著并不因专业而枯燥，在考据引用、严谨学术的阐释范式中，她仍然保留诗人的文学化表达，对于一些文学史上的现象不乏新鲜见解，论证时的对比跨越雅俗古今。
她从不是一个独守书斋埋于故纸堆中的学者，她看金庸小说，也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和《少林足球》，在研究“三国想象”的变迁史时，还专门去看三国粉丝的网络文学作品。
在接受记者的专访中，与她的文章、著作一样，她对当下活生生的社会文化和现实，都有自己的关怀与思考。
做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工作
记者：你现在执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请问你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如何分配时间？你的学生中，国籍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听说你会花很大精力在教学上，因为美国的学生自由选课，如果不投入精力会影响自己的学生数量甚至整个系的学生数量。
田晓菲：我没计算过时间分配比例，也无法计算。我为研究生讨论班备课，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往往不可分开；为本科生备课则和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体验。但无论哪种课程，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确实都非常多。
这有好几个原因：一，我喜欢教书，喜欢我的学生；越是“难教”的学生，就越是在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二，我总是从教学过程中学习到、领悟到很多东西，“教学相长”不是虚言。三，教书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一个人无论是做什么职业，都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自己做的工作有一种骄傲感，对得起自己的薪水；所以，如果我是个鞋匠，我也一定是个兢兢业业的有很多回头客的鞋匠，这是我的本性。四，作为中国人，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种更大的责任感：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就好比是为中国古典文化做代言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和我们国内大学中文系的同行非常不同的；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已经属于冷门，这意味着我们就更是必须能够在多种意义上承担好“翻译”的工作。
近几年，从研究生到本科生，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华人，族裔比例失调，而我最大的希望，是学生种族、语言、文化背景的多样化，因为，请你想象一下：如果在未来的世界，只有中国人才对中国文学感兴趣，那岂不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吗！这里当然有一些因素是超出我们控制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我有一种责任感。
李静（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