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貌与脸面，是同一种存在，而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在我看来，相貌成因于自然，脸面形成于社会，两者有表里之分。
标准照标明个人身份，是相貌的静态存在。古代没有照相技术，今人看到的先哲大贤的图像，都是后人根据史书记载，加以想象绘就而成，往往是象征性大于真实性。
古往今来，中国百姓信奉“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的老话，一些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更是视个人名誉重于生命。项羽宁愿拔剑自刎，也“不肯过江东”，实因颜面尽失，生不如死。脸面是世上为人的起码分寸，故有“打人不打脸”之说。中国是个人情大国，“给我个面子”，朋友之间，此言一出，正常情况下，大家都不会漠然视之。“给我长脸了”，是长者对晚辈的极高赞誉，此言一出，说者听者，皆大欢喜。
人之心理活动的瞬间变化，往往写在脸上。电影有近景特写，镜头凸现人物的脸部表情，能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一般的新闻直播场面，涉及被曝光者的负面细节，也有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当事人可低首掩面，匆匆避开，镜头需打上“马赛克”模糊脸面。
“不看人面免低眉”，是高士隐士的处世态度，他们不想跟戴着面具的人打交道了。人若戴着面具，是不想被看到真相，那在西方人眼里会被认定为恐怖分子。
对于每个人，相貌是身体标识度最为明显的部位，一旦破相，痛感倒是其次，难以接受的是形象蒙羞。而毁容，其伤害性和社会影响更大，甚至家人也会为之背负心理阴影。春秋战国时期，美女高行拒绝改嫁，竟割鼻自毁，真是惊世骇俗。这时候，相貌已超越生理表面存在，而进入“脸面”内涵，涉及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范畴。
古时有种黥刑，也称墨刑，之所以让人胆寒，是由于施刑的部位很特殊，专在犯人脸上做文章，一番刺字、勾图，再涂染墨炭，使其一辈子也擦洗不掉。据说黥刑起源于上古，直至清末光绪年间才被废除。这种刑罚，对犯人的身体健康影响不大，却能造成其一生蒙受耻辱、失去尊严的精神伤害。
楚汉相争时，有个叫英布的名将，早年曾触犯秦律受过黥刑，而被世人称为“黥布”。唐代女官上官婉儿，因得罪武则天被黥面，在前额留下刺青，为了遮蔽，她在伤疤处刺了一朵小梅花装饰额头，反生出几丝妩媚，竟被宫女们纷纷仿效。
相貌的重要性，对于生物学意义的人类个体，即使过度强调也不奇怪。一个看“脸”的时代，“颜值”成了热词，出尽风头。相貌出众者容易占得先机，这是上苍恩赐，也应感谢父母，与是否公平无关。只是颜值保鲜，难似登天，即使没有岁月这把“杀猪刀”，也要接受生老病死的百般揉搓，算是无奈的遗憾。今人相亲，注重的是眼缘。某些条件傲娇的大龄男女，固执于“外貌协会”的择偶标准，男人高大帅气，女人花容月貌，明知与其一生相伴，未必靠谱，却乐在其中，宁缺毋滥。“爱美之心”，自然无可厚非，此后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某些“同类”，常可以发现其相似的“职业”面部特征。一位小说家朋友，每天都要面对电脑屏幕，忘我地投入叙事状态。一次，他与西部某小说家见面，我也在场，目睹了其惺惺相惜、深情对视的一幕。事后，朋友对我描述，他注意到对方脸上的皱纹密布，仿佛看见一面镜子。小说家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难以自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朝夕相处，共悲欢，同喜怒，皱纹随之伸缩起舞，形成覆盖脸部的沟壑，也织出深深浅浅的表情之网，凝结为特殊的叙事者相貌。此中甘苦，非同类难以懂得。
旧时街头，常有相面先生摆摊算卦，从人的相貌、举止、谈吐，判断吉凶，预测福祸。相随心生，自带凶善，并非毫无根据。脸面确实深藏着很多隐秘信息，一旦现代科技介入，会产生无数可能性。人脸识别，也叫人像识别或面部识别，已在刑事破案、摄像监控、网络登录、身份辨识、支付系统广泛使用。它依据人的脸部特征信息，通过摄像机或摄像头采集人脸图像加以处理，成为认定身份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它的操作是自然而然，易于配合，且不易造假。
“脸面”还能衍生出多少人类奇迹？真的难以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