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第六个皇帝，金章宗完颜璟是金世宗完颜雍之孙。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完颜璟以皇太孙身份即皇帝位。完颜璟在位期间兴利除弊，尊崇儒家文化，金朝在其治下，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军事强盛，史称“明昌之治”。
金章宗主政后，中都（即北京）驻军、官员以及居民数量激增。人多了，粮食的需求量自然也就涨上去了。金朝建立之初，漕运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经宝坻入海的苍头河（潮白河的前身）；二是隋朝留下的永济渠故道，这一路主要运输河北、河南、山东的粮食。泰和四年（1204），大臣韩玉、乌古论庆寿上奏称，漕河淤积严重，造成山东、河北的漕粮运输困难，中都粮食告急。中都的粮食很大部分靠漕运补给，但这河道淤塞，粮食进不来，完颜璟很着急。乌古论庆寿的建议是倾全国之力，动用大批民夫，把现有漕河故道疏通。而韩玉给出的办法则是凿通潞水，这个工程量远远小于疏浚河道。汉朝末年曹操北征乌桓就曾用潞水运送军用物资。潞水上源中白、东潮等河流，自通州向南到达信安海壖，由此继续向西几十里即可与御河（南运河）沟通。只要把潞水凿通，运输漕粮就不成问题了。韩玉的建议显然比乌古论庆寿的建议在工程规模上小得多，而人工、物资投入，以及工时上也都会节省很多。完颜璟听罢，决定先考察一番。
泰和五年（1205）春，完颜璟亲率水利专家及韩玉、乌古论庆寿等大臣，到河北霸州等地勘察各条河流。此时这一地区漕河故道已难觅踪影，此处重新开辟水路，确实有一定难度。一行人等继续向东，到达信安海壖——海壖指的就是海边的地带，信安是因为此地与霸州信安相邻。经过实地考察，验证了韩玉所奏，由此处向西不过几十里就是御河（南运河），而到达通州后，还有金口河故道可以加以利用。完颜璟实地考察后，决定采纳韩玉的建议，开凿潞水漕渠，遂调集河北、山西、山东、北京等地军民六千余人，展开了一场开凿运河的大会战。完颜璟统筹规划，将施工任务逐层分解，当时的施工现场达三百余里，同时开工，各部位分段负责，风雨无阻。经过夏秋两季的艰苦努力，进入冬天的时候，工程已全线竣工。
得知潞水漕渠贯通的喜讯，完颜璟大喜，对韩玉、乌古论庆寿都予以重奖，并对全体参建人员予以嘉奖。完颜璟还亲自为通州至中都闸河段水路赐名通济渠，赐通州至信安海壖一段的水路为“天津河”，取“天汉津梁、通漕众济”之意，并在信安海壖设立直沽寨，调集数千名士兵驻守，一来拱卫中都，二来确保漕运安全。信安海壖从此成为漕粮运输的枢纽之地。
说到天津地名的由来，与“天汉津梁”这四个字不无关系，所谓“天汉津梁”还要分开来讲。“天汉”，古人指的就是天河，也就是银河；而“津梁”一词出自《国语》，指的就是便利通向对岸的桥梁。“天汉津梁”，简单地说就是天河上的桥梁。不过，金章宗完颜璟也并不是第一个用“天津”二字命名的人。早在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迁都洛阳，在汉魏故城以西重建新城，新城南跨洛河，为了交通方便新建一座浮桥，取名就叫天津桥，“天津”二字同样取自“天汉津梁”，天津桥也是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的重要桥梁之一。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的诗句写的就是这里。
从公元605年建成的天津桥，到公元1205年竣工的天津河，再到公元1404年明成祖赐名天津卫，仔细算来到明永乐年间，“天津”二字就已被使用近八百年了。“天汉津梁”除了字面意思之外，还隐含有在天子和百姓间架起沟通桥梁之深意。完颜璟、朱棣选用“天津”二字想必也想表达此意。由此可见，“天津”这个颇具含义的名字，或许并非完全是某位帝王的自创，而是源自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