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9月开学，王安忆总得忙活一阵，新生入学，她得带硕士生，还要备课。从1994年开始，她就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了，那年她第一次走入复旦的课堂开设小说课，2007年开始在复旦“文学写作”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2020年秋天，又设一门新课——“非虚构写作实践”。
这两年，她让自己的节奏稍微慢了下来，去年“非虚构写作实践”没开，只作了两堂讲座，也不再担任学生的毕业导师，慢下来之后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回到作家的角色，并在今年的开学季，拿出了成果——2022年8月末，王安忆的新书《五湖四海》出版。
王安忆一直在写作，当很多同时代的作家已放慢了出版的频率，她还罕见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文坛，如果把已经出版的小说、随笔文集、编剧作品都放在一起，她的作品出版数量已过百部，这是个斐然的成绩。何况，她的小说题材纷繁，每次当人们刚刚根据她的一部新作，用一个理论术语去概括，下一部作品又打破了这种概括。“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海派文学”“女性文学”很多定语曾放在她作品的前面，但似乎又都不是她。
很多人都在研究王安忆的作品，自然也有批评。她告诉记者，“朋友的批评会看”，不过，“说句大话，谁的批评都比不上我自己的严格，因为只有我知道自己的标准。”
探索与突破
王安忆大约能算上名士之家。母亲茹志鹃是知名作家，父亲王啸平出生在新加坡，后来是知名剧作家和导演。大约继承自父母的文学基因，王安忆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参加区、市儿歌写作赛诗会。
十六岁那年，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王安忆曾经回忆，“农村的生活真是很黯淡”，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也让她身体感到吃不消，“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抑郁”。
茹志鹃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安慰女儿，她给王安忆提了一个建议：你觉得孤独寂寞了，就将看到的事记下来，写信告诉我。于是，干完一天活趴在煤油灯下给妈妈写信，成为王安忆最享受的时光。茹志鹃晚年时回忆：“她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也还记得。”
与妈妈的书信往来中锤炼了文笔之际，却并没能深入那段最下沉的生活，而是“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都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他”。多年后，当她已经在文坛有一番成就，曾经反思：“这是一个大损失，我忽略了生活，仅只这一点可怜的社会经验，也被屏蔽了，这时候，便发现写作材料严重匮乏。”
1972年王安忆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几年后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正式开启写作生涯。很多人把1983年作为王安忆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几个月的美国之旅和写作技巧训练，使她的小说格局发生转变。其中，还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这位被称为“台湾的鲁迅”的作家也参加了这次写作计划，他与王安忆的一些谈话，为她的心灵成长和文学发展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强烈撞击。
回国后不久，王安忆发表了小说创作中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小鲍庄》。这是一部给王安忆带来无数声誉的作品，其中对民族文化沉积与其中正负面因素的挖掘和反思，使《小鲍庄》被归入80年代中期涌现出的“寻根文学”的代表。
王安忆也并未在这条路上走太远。她又接连发表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三篇中篇小说，这“三恋”以大胆而突破性的情爱描写和对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和心态书写，被归类为“女性写作”。
此时的王安忆试图在精神内核和艺术形式上不断变化和探索，寻求突破。
“有多大力气干多大的活吧”
王琦瑶大约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了，她经历人生40年波澜起伏，摇曳着从旧上海的里弄里走出来，一路走过电影、话剧以及不止一个版本的电视剧，成为王安忆创造的最广为人知的人物。2000年秋天，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1996年出版的《长恨歌》获奖，王安忆有了更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我的生活经验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浅最平凡的。”“没有完整的校园生活；有短暂的农村插队落户经历，作为知青，又难以真正认识农村；在一个地区级歌舞团，总共六年，未及积累起人生经验又回到上海城市；再到《儿童时代》做编辑，编辑的工作多少有些悬浮于实体性的生活；再接着写作，就只能够消费经验，而不能收获。”王安忆在2021年出版的《小说六讲》中，提到过自己写作的困境。
但这并非没有办法解决，王安忆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因此，她一直强调自己是严格的写实主义者，那么也许，不该用现实主义来要求她。
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对平凡的生活经验可能也使王安忆对更广泛的题材产生兴趣。在《长恨歌》之后，《妹头》《富萍》《桃之夭夭》都继续对上海女性的故事进行展开，《上种红菱下种藕》把目光移向江浙乡镇，《遍地枭雄》以男性为叙事突破口，《天香》去展现绣女……尽管题材多样，但这些小说无论长、中、短篇，在精神内涵、写作手法、结构方式、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鲜明的王安忆风格，那是她主观中的客观世界，被评论者称为一套关于“东方平民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的表达语法。
在王安忆看来，文学确实需要天赋，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也有技术的部分，理性的帮助同样重要，这是从多年的写作实践中得到的体会。也正因这份体会，所以她走进大学讲堂，去教授写作。
有一个绘画的朋友曾对王安忆说，他作画的尺寸，多是在手臂屈伸的范围内，王安忆觉得这经验也非常符合她本人的实际：“我觉得体量是有限度的，个人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有多大力气干多大的活吧！”也因此，她不倾向“史诗”，它太宏大了，令人生惧，只可远望，不可近交，对于小说，她仍然保持世俗的美学观念。至于局限，她也早已能够接受了，何况，正是因为局限，“某种程度决定了你才是你，你就是你”。
李静（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