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本是古人书写盛墨的器皿，但文人们爱屋及乌，在使用之余，还开发出了篆刻砚铭这种娱乐赏玩的附加功能。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方“纪昀为那彦成铭端砚”，上面篆刻的铭文记录了一段文人间对砚台欣赏、攘夺的趣事。
端砚上方是横长方形的砚池，砚池四周雕有虁纹饰边。砚背楷书阴刻铭文：“绎堂尝攫取石菴砚，后与余阅卷聚奎堂，有砚至佳，余亦攫取之。绎堂爱不能割，出此砚以赎，因书以记一时之谐戏，且以证螳螂黄雀之喻诚至言也。乾隆乙卯长至，晓岚识。”铭文中提到的纪昀是鼎鼎大名的纪晓岚，绎堂是内阁学士那彦成，石菴是刘罗锅刘墉。这三个人皆是当时的文坛名宿，也都喜好收藏砚台。有一次那彦成看上刘墉一方端砚，便软磨硬泡占为己有。这事后来被纪晓岚知道了，在科考阅卷时， 他看到那彦成使用的砚台很好，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砚台拿走了。那彦成不忍失去心爱之物，就用从刘墉那拿来的砚台来赎，于是才有了纪大人“以证螳螂黄雀之喻诚至言也”的感慨。纪晓岚便将这件趣事制成砚铭，刻在刘墉这方端砚上。
砚铭这种艺术形式出现在唐宋时期，可以刻在砚额、砚底、砚盖或砚身四周，形式灵活，内容包罗万象，诗词、格言警句、记叙文章均可，字体也不拘一格，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都可。有的砚铭旁还会配上图案装饰。小小的砚台将整合文学、书法、绘画、篆刻于一身，当之无愧成为文房雅玩的主角。
当砚台被赋予了文化价值后，也更提高了收藏价值。纪晓岚便是一个“砚台控”，晚年痴迷于收集砚台，还把放置砚台的书斋取名为“九十九砚斋”。但是，他更被人称道的是制砚铭这项功夫，寥寥数语之间往往暗含着无尽巧思和雅趣。
到了民国，这方“纪昀为那彦成铭端砚”，被一位叫徐世章的“砚台控”收藏了。他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堂弟，早年曾在堂兄的内阁担任要职。随着徐世昌的下野，他辞去公职，来到天津定居。
徐世章是天津近代的大收藏家，一生热爱文物收藏，其中一大门类就是砚台。他共收集砚台九百余方，上起唐宋，下至明清，且多有铭文。他平时生活十分节俭，一见到心仪的砚台却不惜一掷千金，曾做出过用土地换砚台的豪气之举。对于重要的古砚，他请人专门传拓留影。完成这项工作的是著名篆刻和传拓专家周希丁和著名文物鉴定家傅大卣。
收藏砚台的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制作砚谱。纪晓岚将藏砚制成一册《阅微草堂砚谱》，而徐世章也编撰了自己的《濠园砚谱》，这方“纪昀为那彦成铭端砚”就收录在两部砚谱中。
徐世章把藏砚的经历和感悟记述在《藏砚手记》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这番话道出了藏砚之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