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编史修志、撰书弘文，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文化传统。清朝进入康雍乾时期，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走向稳定，趋于祥和，逐渐呈现出繁荣景象。特别是到了雍正和乾隆两朝，经济发展迅速回升，综合国力几近巅峰状态，以至于后世将康雍乾三帝统治的130多年誉之为康乾盛世。作为与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清高宗乾隆亲自主持编撰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是康乾盛世的主要象征和重要标志。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四库全书》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经济是文化的基石和依托，只有经济昌隆，才能实现文化繁盛。康乾盛世之际，清政府实施了包括鼓励垦荒、蠲免钱粮等诸多与民休息的革新举措，于较短期内促进了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至乾隆中期，国家富足、国帑充裕、国力骤增，彼时全国白银总数逾两亿两，GDP总量占据世界首位，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中描述：“于时海宇清宴，民物雍熙。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中，固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经济的繁荣兴旺，客观上为纂修《四库全书》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一向以“文治武功”自诩的乾隆皇帝着力推行“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广泛动员和全面组织全国政界与学界力量，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由纪昀等360多位著名学者和高官集中参与，由3800多位文人士子整理抄写，开始纂修空前绝后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自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第一部书遂告纂修完毕。
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涵括文、史、哲、理、工、农、医等几乎所有学科，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10大类、史部15大类、子部14大类、集部5大类，总计7.9万卷、3.6万余册、约8亿字，相当于我国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文字量的3.5倍。《四库全书》将儒家著作放在四部之首，重点收录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的典籍文献，系统辑录反映清统治者“文治武功”的各类著述，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本善本，还有一些是失传很久但在搜集中重新发现的书籍，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集结和总汇，具有难以逾越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
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四库全书》第一部完成后，乾隆又命人精心抄写了六部，这七部巨著分别藏之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辽宁沈阳文溯阁、河北承德文津阁（“北四阁”），以及江苏扬州文汇阁、江苏镇江文宗阁和浙江杭州文澜阁（“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博约广涉的鸿篇巨制，其整体编撰工作加之后来收尾事宜，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八年才全部结束。文化建设与社会稳定、文教昌明密不可分，也与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直接相关。有学者指出康乾盛世“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而当这个奇迹发生时，传统文化本身也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康雍乾三帝均认识到儒教是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程度不同地推行“崇儒重道”的国策，在对反清势力进行文化牵制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汉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入世为官、襄助朝政，并要求他们摒弃儒家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回转身去面向故纸堆发掘和诠释传统经学，对传统学术资源进行一次“为我所用”的盘点和抉发，倾力甄别、考证和疏解清中期以前的儒家经典。所以，《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整饬和发掘过程，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和摧残。尽管彼时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征书、献书运动，但“寓禁于征”是其真正目的。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我国古代典籍遭到毁弃和肢解的多达3100种、15.1万余部，这也是后人在分析康乾盛世与《四库全书》二者关系时，应把握的原则和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