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孔子世家》专述孔子本人，有《仲尼弟子列传》分述孔子的学生们。但是，《史记》中并没有一篇分述孔子的老师们。
韩愈在《师说》篇中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按照韩愈开出的这个名单，孔子至少有四位老师。与此同时，韩愈又有“圣人无常师”之论，这就暗示，孔子的老师可能还不能仅限于这四个人。
不过，韩愈此论并非原创，作为“仲尼弟子”的子贡，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论语·子张》篇中，有一个名叫公孙朝的卫国大夫好奇地向子贡打听孔子的师承，子贡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的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文明，不仅从未跌落，而且早已散布在人世间，贤者掌握了其中的核心要义，至于那些达不到贤者标准的芸芸众生，也能知悉其中的细枝末节。“文武之道”随处可见，孔子见什么学什么，他可没有固定的老师！
虽然没有固定的老师，但是，孔子的老师们还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识别的特定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首先就是韩愈列出的四个人，因为有韩愈的“背书”，这也是孔子的老师群体中辨识度相对较高的四个人，或可不太严格地称为孔子的“四大导师”。除此，据《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司马迁在此所说的“严事”，就是恭敬地对待，就相当于把这些人作为前辈来尊重、学习。
进一步看，在司马迁列出的孔子“所严事”的人物中，包含了在周王室任职的老子，老子也被韩愈正式列入了孔子的“四大导师”之列。鉴于老子其人重复出现在这两个名单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孔子问礼、问道于老子之事得到了司马迁与韩愈的一致确认，老子作为孔子老师的故事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则佳话。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司马迁列出的名单与韩愈列出的名单予以合并，就可以组合成一个特定的群体，那就是孔子的“九大导师”，他们共同构成了孔子的“导师组”。
孔子的老师们都不是职业化的教师，他们大多承担了其他方面的本职工作。具体来说，郯子是郯国的君主，他的本职工作是治国理政。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师襄是卫国的职业乐师。苌弘、晏平仲、子产、蘧伯玉、孟公绰分别是周王室大夫、齐国大夫、郑国大夫、卫国大夫、鲁国大夫。其中的晏平仲与子产尤为值得注意：他们既具有大夫的身份，又长期担任宰相职务，他们分别实际主持齐国与郑国的政务，在各自的国家都辅佐了三任君主，在各自的国家都承担了重大的政治责任。在孔子的“九大导师”中，只有老莱子一人相对超脱，他作为楚国的逸民高士，一直拒绝承担实际的政治责任。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孔子和他的老师们》，有删节。作者：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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