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后不久，建武五年（公元29年）就在开阳门外修建了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洛阳太学成为天下学子向往的学术圣地。
东汉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为朝廷支持文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洛阳太学不收取学费，朝廷还尽可能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便利，其中最重要的是熹平石经的刊刻。
学生在太学所学就是《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从西汉开始设立太学，太学就与仕途密切相关。到西汉末年，发展出十四家今文博士之学。这十四家分别是：《诗经》的齐《诗》、鲁《诗》、韩《诗》，《尚书》的欧阳《尚书》、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礼》学的大戴《礼》、小戴《礼》，《易》学的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京氏《易》，《春秋公羊传》的颜氏之学和严氏之学。这些学派设有太学博士，可以合法在太学中传授。他们手中的典籍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被称为今文经学。
《诗》《书》等经典在形成之后，除了官方层面的传播，还有在民间的传播。汉代除了太学中传播的今文经学，民间还有用先秦古文字所写的经典文本在传播。这些典籍，被称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所传经典文本有所不同。而且，即便同属于今文经学，不同分支学派所传经典文本也会有所不同。
经典文本的不同，肯定不利于教学和传播。而且，汉代太学与仕途密切相关。太学的考试，影响着学生的前途。而考试就必须有答案，有清晰的评分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各学派都渴望能够以自己手中的文本为准。
同时，经典文本的传播最初是靠口耳相传。比如《春秋公羊传》在西汉前期才“书于竹帛”。汉代最普遍的文字载体是竹简，非常笨重。至于帛书，因为其贵重而一般人望而却步。因此，普通人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经典文本，就更谈不上学习经典了。
东汉后期，太学招生规模越来越大。汉桓帝时，太学招生一度达到三万多人。学生们强烈渴望能够有供学习的标准文本。而政府出于加强对太学考试管理的考量，也需要推出一套官方定本。
于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将整理后的经典文本刻石立碑，一共刻了四十六块石碑，立于太学门外。见于记载，这次石刻所立的经典是鲁《诗》《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公羊传》《论语》。这批石经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被称为“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是第一次由官方公布经典的定本，在规范太学教学、考试的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学生们的学习。而且，熹平石经由著名书法家蔡邕等人执笔书丹，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时纸张已经发明，并逐渐得到推广使用。人们一开始去抄写石经，后来逐渐发明了拓印技术。而拓印石经对后世雕版印刷的发明，也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熹平石经刻成后，交给河南尹负责管理。前往抄录石经的人络绎不绝，经常把街道堵得一塌糊涂，“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著名学者王子今先生认为，这一场景“可以看作‘洛阳纸贵’之前另一可以体现洛阳人文化素养与文化取向的著名史例”。
不过，好景不长，董卓之乱中，熹平石经也受到损毁。曹魏建国后，曾对熹平石经进行过修复。之后，北魏于末年（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邺城，渡过黄河时，还有船只倾覆而导致部分石经沉入黄河。再后来，隋代时石经还曾被运到长安。屡经战乱和迁徙，石经原碑最终被毁，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