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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建立之初，采取了黄老无为而治的策略。长达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推动了西汉国力的恢复。但到汉武帝，西汉王朝已经建立七十余年，他已经不满足于无为而治。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武帝的表彰六经，被后来的学者总结为独尊儒术，一个“术”字就说明了汉武帝的用意所在，不过就是为帝王术寻找理论依据和华丽外衣罢了。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以历史参与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设立太学，而太学所学就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太学设立之初，就不是一所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学校，而是为汉朝培养候补文官。通过在太学的学习，参加朝廷组织的考试，合格者就可以做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科举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开太学之后，越来越多儒生出身的官员进入仕途，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儒生读书的初衷是为了能够在考试中博取一官半职，但他们在读书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书中内容的影响。《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典籍都形成于西周到战国时期，它们的形成也都与洛阳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诗经》是由周王室的史官在春秋中期完成了最后的编订，《尚书》中《洛诰》《召诰》等篇章详细讲述了西周初年周公营洛的具体经过，《禹贡》和《周礼》所规划的盛世图景，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同心圆。而《周易》则可将源头追溯到河图、洛书。因此，《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塑造了洛阳城的神圣地位。而儒生在读书的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接受了经典对洛阳城的塑造。
尤其重要的是，西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终结了秦朝，但现实中的西汉王朝却带有太多秦朝的印记，汉承秦制已经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常识。汉武帝的施政，更是与秦始皇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西汉王朝定都关中，带有太多霸道的色彩，汉宣帝也承认：“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儒生在读书过程中早已接受了经典中所倡导的王道。于是王道与霸道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影响了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走向。在王道与霸道的纷争中，秦都关中被视为霸道的代表，而周都洛阳则被视为王道的象征。
因此，在西汉中后期，儒生批评西汉现实政治的同时，也出现了主张迁都的声音。《齐诗》学者翼奉在给汉元帝的上书中说，当今西汉的制度，必然是不能取得长久成功的。他希望汉元帝能成为非常之主，建立非常之功。具体来说，就是希望西汉王朝能够迁都洛阳。他指出洛阳的地理优势，“左据成皋，右阻黾池，前乡崧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成周之地，“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羌胡之难”。实现迁都之后，汉元帝完全可以效法盘庚等古代圣王，“陛下共己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后，长为高宗”。在翼奉看来，西汉王朝的各项制度根本不合礼制，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还不如迁都之后直接按照礼制来重建，“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臣奉诚难亶居而改作，故愿陛下迁都正本，众制皆定”。
汉武帝时期，为强化西汉王朝所受之天命，在长安城修建了一系列的礼制建筑。但是，由于汉武帝又热衷于求仙，在长安礼制建筑的建构中，方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于是长安城的礼制建筑被涂抹了浓重的方士色彩，庄严肃穆的国家礼制建筑被搞得乌烟瘴气。这显然是儒生所无法接受的。从汉宣帝即位后，关于国家礼制的讨论就不曾中断，儒生始终希望能够用儒家所倡导的礼来规范西汉礼制建筑。但现实总是反反复复，始终没有定论。于是，儒生就主张干脆放弃西汉在长安所建的这些带有方士色彩的祭坛，迁都洛阳，按照儒生的规划重新来过。
当然，迁都并非轻而易举，汉元帝并未采纳翼奉的建议。但在西汉中后期，洛阳的地位不断上升则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