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街上有位叫“发娃儿”的老人，和父亲同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名。听说他小时候得过一场怪病，病好后落下了残疾，说话总是“啊——啊——”的，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所以我们这辈人都叫他“聋子伯”。
我记事时，聋子伯约莫有四十岁，孤身一人，跟着弟弟家生活。印象中，他不咋讲究生活细节，头发总是长得很长才在赶会时理个光头，又能顶上仨俩月时间；硬茬胡子老是挂在嘴边，吃饭碍事时才拿做针线活的剪子修修。他常年穿着一双“解放鞋”，干土里泥里的庄稼活舍得下脚，实在是脏得不行了，就到街西头的坡池坑里涮涮，靠到墙边晒晒。
平日里，聋子伯在队里喂牲口，住在饲养室，农忙时不耽搁下地干活。那年秋天，我随他到地里拉玉米秆，忽然从他抱起的玉米秆中蹿出一条小花蛇，吓得我们一边后退，一边向他比画。他见状并不慌张，从腰间抽出旱烟袋，将烟袋锅凑近小花蛇，那蛇瞬间溜走。后来才知，小花蛇对旱烟袋杆里叫什么尼古丁的东西极为敏感，跑慢了恐怕难以逃脱。
聋子伯虽聋哑，心里却很有数。那年麦假，已上初中的我跟着聋子伯他们，乘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去地里运麦子。手工割好的麦子每隔几步堆成一小堆，装完挨着车前、车后的几堆后，拖拉机就得往前挪。有一回要挪车时，司机刚好去地边解手，聋子伯便坐上驾驶座，活像个老司机，但见他熟练地挂挡，同时加油、松离合，车慢慢地前行。原来他不喂牲口后，就跟着拖拉机出工干活，回数多了，慢慢地摸透了开车的门道。
我家和聋子伯住对门，儿时常同他下“四目丁”棋。地上画九宫格便是棋盘，棋子随手找小石子什么的，只要双方能区分清就行。双方各四枚棋子摆底边交点，不管横竖线，只要“二对一”，那“一”就被对方吃掉，谁先只剩一子就算输。我和他对弈几乎从没赢过，他的技法常出人意料，这只是他众多过人之处的点滴罢了。
不管是开拖拉机、下“四目丁”棋，还是用烟袋锅驱赶蛇，这些他做来得心应手的寻常小事，如今回想起来，其实都是身处无声世界的他，悄然伸向我们有声世界的触须。或许他还能隐约听见一点声响，却没法用言语清晰表达自己，只能靠着一双眼睛默默观察，静静思索，凭借一双手传递内心的智慧与想法。那些看似随意、毫不讲究的生活细节，其实正是他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养就的与众不同的勤俭朴素本色。
五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逾花甲，而聋子伯早年离世时还未及我这个年纪。或许记忆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记住了哪些人，而是有那么一些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忘记——因为他们以最朴素的姿态，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让我们在某个相似的黄昏，忽然领悟：生命的价值在于是否活成了别人记忆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