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一源”的哲学元典思想是从哪里起源的？这一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理论与实际”的概念，是程颐在洛阳这一思想沃土上提出并加以完善而成为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的。
体用之说
在人类认识史上，老子根据自然现象与事物本质的关系，提出“有”生于“无”。最早提出“体用”概念的，是生于山东济宁、长期生活为官在曹魏的王弼，他创立了“以无为体，以有为用”的玄学。
程颐“体用”概念的形成，与吕大临对“心”之“体用”的讨论有关。吕大临本是张载弟子，张载去世后，东赴洛阳拜二程为师。程颐在回答吕大临的《论中书》中提出：“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者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心虽一个，有体用之别：体是未发、寂然不动之性；用是已发、感而遂通之情。心未发时性体为“中”，已发后若合道德规范则为“中”，受私欲影响便不“中”。要使心符合道德规范，就须加强修养，使体用一致，无论未发已发皆合规范。程颐还将此概念推及他处：“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忠者体，恕者用”“盖仁者体，义者用也”。
程颐在伊皋书院注解《周易》、撰写与修改《伊川易传》时，其体用思想基本形成。1100年，他从涪陵回到洛阳，将修改完成的《伊川易传》传授尹焞。尹焞读到《易传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叹服不已，认为“泄露了天机”。程颐说：“我不得不这样说呀，即使这样直白言说，还怕有人不懂得。”
何谓“泄露天机”？天机即天道，是天地蕴含的奥秘与规律，亦即天理，古人认为幽密难寻。程颐直接点明：万事万物包括人身上就有天理，把成圣成贤的秘诀直接公开了——只要做到修身与处事一致、理论与实际一致，就能成圣成贤。他振聋发聩地指出：“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
北宋是思辨哲学大发展的时期，首先清晰提出并自觉系统阐发“体用”关系的，是程颐。英国学者葛瑞汉称其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体用一源”是程颐哲学的精髓：体者微也，理也；用者显也，象也；理与象同源一体、无间无断。若比作大树，体是根本，是看不见的生命力；用就是树根的萌发、枝叶的繁茂，是体之生命力的发用流行。
今天走进伊皋书院，望着程颐手植、历经近千年仍傲然挺立的古柏，感到书院何其有幸，程颐在此构思其思想大厦。伊水何其有幸，他的思想如伊水般滋润山川大地，流布华夏神州。我在古柏下徘徊，感到程颐的“体用”思想深扎伊洛大地，历经千年长成参天大树，矗立在中国哲学的厚土上，至今仍在新时代熠熠闪光。
理必有对
千年前的一天夜里，程颢在洛阳家中兴奋地手舞足蹈，弟子问何以如此高兴，他望着窗外星空说：“我悟出了天地万物之理，是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弟子不解，程颢举例：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男和女、君和臣、君子和小人、忠臣和奸臣，高和低、大和小，都是对立的。正是对立的转化和发展推动了事物和社会的发展。
有一年春天，程颐与弟子在伊水边漫步，阳春时节，万物勃发。程颐感慨：“如果说冬是阴，春就是阳。天地之间无一物不是由阴阳组成的。一年四季是这样，一天是这样，一人也是这样。”见弟子不解，他说：“白天是阳，夜晚就是阴。有阴阳才能生长万物。若只有白天，树苗就晒死了；若只有夜晚，树苗也不能生长。人体也有阴阳平衡，才能健康。社会上，有善就有恶，君子小人两者都不可缺。若六成人是君子，社会便得治理；七成人是君子，社会就大治了。”
“理必有对”在今天仍有认识论意义：使我们能正确对待矛盾，正是矛盾促使人们寻找解决途径，推动社会进步。在认识人事上，不能绝对肯定或否定，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不足，既要看现象也要看本质，防止片面与绝对化。
以石攻玉
玉与石本是对立的。在人的成长进步上，程颢提出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同的观点，即“以石攻玉”。
他说：“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他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凌，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如此便道理出来。”他还说：“与好人处坏了人，须是与小人处，方成就得人。”
“以石攻玉”的启示在于：恶劣环境可激发人的毅力与斗志，培养积极精神；优越安逸反消磨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