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丁晓平，安徽怀宁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获得者。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大校，编审。作品曾获中国文艺评论奖、文津图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从1998年出版第一部作品——诗集《写在浪上》算起，我已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散文集、文学评论集和长诗等50多部。仔细想想，我文学创作的起点始于诗歌、散文、小说，是进入而立之年后才开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
在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作家中，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的不算很多。这是个苦差事，不仅是“脑力活”，更是“体力活”。它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耐得住寂寞。有人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其他题材的创作相比，自由度要少一些。我却从所谓的“不自由”中获得了“自由”。
20多年来，我先后创作出版了《五四运动画传》《1945·大国博弈》《红船启航》《胜战》《大国转折》《人民的胜利》《靠什么团结 凭什么胜利》等一系列党史、国史、军史纪实文学，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写作道路，那就是“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文学”就是语言和结构，保证作品的好看；“历史”就是史实和真相，保证作品的真实；“学术”就是思想和观点，保证作品的严谨——这就是我历史写作的特色和风格。
报告文学概念中的“报告”既有名词属性，又更多具有动词和形容词的属性，兼具真实性、时代性、历史性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报告文学不是报告与文学之和，而是报告与文学之积；不是“新闻＋”，而是“文学＋”；不仅是“轻骑兵”，更是新时代文学的“国之重器”。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认识到报告文学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而且是有限制并需要节制的写作。这道理，可用一首儿歌来形容：“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横道线。”小儿歌，大哲理。可见，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正是自律给了我自由。
总有朋友问我：“你写了那么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怎么就顺利通过审核了呢？”我能听得出来这询问“话中有话”，似乎我在创作之外还有什么“门道”或“捷径”。说实话，我哪有什么“门道”，更没有什么“捷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为什么会出现“创作易，出版难”的情况呢？有没有什么诀窍呢？其实，出版之难，难在自己历史阅读的本领、创作的技艺和思维的境界。出版界有句大家熟悉的话叫作“创作无禁区，出版有纪律”。我愿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历史写作的实践经验总结成如下“一二三四”，与大家分享。
“一”就是一个写作的根本原则。什么原则呢？那就是写最有价值的历史和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我认为，有利于民族、国家、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最有价值的历史，也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历史是一条长河。主题主线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趋势是规律；主流本质如同“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潮流是方向。作为一名历史作家，必须坚持“大我”，抛弃“小我”，以系统的全局的思维来书写历史的整体和整体的历史，勇于敢于善于写“国之大者”。
“二”就是“两个面向”，即面向现实、面向未来。我认为，写作和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过去，而是服务现实、造福未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四史”的写作，是一件严肃而高尚的事业，是一件政治性极强的工作。一些作家、学者对“政治”二字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读，似乎自己是搞文学的、搞学术的，便以不谈政治、回避政治自居。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艺和学术研究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我的历史文学创作始终以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的话作为座右铭。他说：“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就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利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三”就是历史文学创作的“三三法”。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讲故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更是如此，尤其需要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一分为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才能做到呢？我的经验是，仅仅调查研究是不够的，还要辩证分析。我把这种方法叫作“三三法”。在创作方法上把握好“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仰视，以敬畏之心深入调查采访、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平视，以平常之心去思考、比较、选择；俯视，以艺术之心去鸟瞰历史，居高临下观全局看整体，从而使得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有高度地完整地贯通地看事物整体的发展进程；中观，从局部深入事物的内部发现核心；微观，从蛛丝马迹的个体和细节中发现关键节点和历史场景，还原人物和事件的现场和真相，怀抱全局、情节和细节，从而使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在创作导向上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立场，就像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要表现时代的进步和精神，写出真、善、美，不带偏见，立足正义，充满情感和情怀。现场，就是要亲临第一现场、利用第一手资料，通过辩证分析掌握最真实最准确的事实，无限地逼近真相。气场，就是要描绘、叙述历史和现实中最有益且最有趣的人、事，从掌握的材料内部去发现它、分析它、理解它、洞悉它，从而发掘出它的价值和精神，给人以启迪，写出历史的精、气、神。
“四”就是“四写”。一是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二是写别人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三是写能给人们带来积极影响的正能量的东西，四是写让时间留下来的东西。这是一种历史的力量，推动着我、鼓舞着我前进。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历史的时代。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文化观、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它更需要一种理性。我在这里强调的理性，是一种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展开的“责任伦理”，即只有那些面对前人的牺牲感到深深的敬仰，对后来者怀有巨大责任感的人，才是置身于历史中的人，才是置身于真实世界中的人。
是啊！做一个理性的人，做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多好啊！这是我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我的大历史文学观。
（据《文艺报》 作者：丁晓平）